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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法律与社会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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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法、程序法与实体法、法律现象与一般事实分离.总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完全由人的理智控制的制度模式[4].
借助于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如何产生的,韦伯将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划分,即法律是既可以非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也可以是理性地发现和制定.他将法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的、实质非理性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合理性的四种类型.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或“逻辑的”意义上都是“形式的”[4].韦伯对法律形态的分类采用的是他的理想类型的方式.
实质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的称为“卡迪司法”的法律运作方式.这是一种通过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伦理、情感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来特别地对每个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运作方式,其实质性在于它并不在原则上区分裁决的法律与非法律依据,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裁决过程并不依赖任何规划或者普遍性原则.实质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韦伯所谓的“宗法制司法系统”,这种系统经常在与神学相关的法律教育中出现,它的特点在于通过统治者的立法来实施,具有伦理基础的政策.其实质性在于它的目的并非创设一个理性法律系统,而是体现了宗教或者伦理对个体与法律秩序的要求；其理性的方面在于它建构了一种纯粹理性的决疑法,更多地倾向于学者不受限制的理智主义需要,而非群体关心的实际需要.形式非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根据神喻宣判处理纠纷的程序.这种程序一般存在于早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其形式在于任何微小的对程序性规则的违背都会造成整个程序的无效,而其非理性的方面在于其神明宣判的特征.形式理性法的典型例子是由罗马法衍生的现代民法.韦伯认为,这类法律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每个具体的法律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题在具体的事实情境的应用；(2)在每个具体案件中都可以通过法律逻辑由抽象的法律命题推演出判决；(3)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或者形式上构成一个“无缝的”法律命题系统,或者至少被视为一个这样的系统；(4)任何不能用法律术语理性地解释的东西都是在法律上无关的；(5)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必须被视为对法律命题的应用或者违背,因为“无缝的”法律系统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行为的无缝的法律秩序化.显而易见,形式理性使法律能够像一台具有理性技术的机器一样运作,这与其他三种法律类型的运作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5](p381-403).
同时,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形式合理性法律还是一定的法律发展在历史过程的一个链条.从理论上法律的发展阶段看,法律经历了：第一,由法律先知们向大众进行魅力型的“默示”阶段；这个阶段．由先知宣告法律的内容.第二,法律由一些“法律贵族”制定和发现阶段.第三,法律由世俗和神圣的权力强加于公众阶段.第四,由受过系统的专业法律教育的专家制定法律并依靠严密的逻辑分析适用法律阶段.所以,法律经历的这四个阶段,是法律的形式的品质从受魔法制约的形式主义和受默式制约的非理性的结合体中发展起来,经神权政治和世袭制度制约的实质理性和无形式的目的理性的道路,发展为法的专业化的系统性和形式理性[4].
(二)形式合理性法律的意义和一般条件
形式合理性法律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意义.韦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形式的理性的法律具有相当高的可预计性与在内容上的预防能力.其中,可预计性最为重要,因为工业的资本主义必须指望法律秩序功能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求实性,即法律辨认与行政理性的、原则上可预计的特性.否则,便会缺乏那些对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不可或缺的可预计性的保证.换句话说,现代西方法律运作像技术性的手段,具有高度的可预计性,是现代西方工业的、企业的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支柱.它提供了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理性的行动者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让他可以计算自己的运作空间、法律后果与行动机会.而这种可预计性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将整个世界除魅化[5].
另一方面,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因此,法律的运作难免会与政治的支配形态产生关联,即政治的支配形态能给法律提供一个怎样的活动空间,这决定着法律的形式特征[6].在韦伯的分析中,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形式的、理性的,这刚好符合形式的理性的法律的需要.
韦伯认为西方国家是一个理性化国家,因为它是透过官僚制来行使支配的.而官僚制是专家化、技术化的组织,立基在形式的理性的实定法的基础上.也即是说,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形式理性化的特征,拥有高度的可预计性.
在韦伯的研究中,官僚制度与合乎理性的法律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两大基石.官僚制被用来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在政治上,官僚组织是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官僚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制度.同时,韦伯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官僚组织还是一个具有技术专长的官吏阶级,具有形式合理性法律所需要的特征：(1)保持个人自由,仅仅在职务范围内服从命令；(2)处于一个等级化的职务体系中；(3)有明确的权力及其范围；(4)根据契约任职,担任官职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5)任人唯贤等总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需要,而且,非常注重行政技术效率,行政管理人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依据法律法规办事,不会在公务活动中夹杂个人好恶,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形成了一个非个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合理性特征的官僚机制[4].而且,这样一来,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而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为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了一个可发展的空问.
按照韦伯的分析,也就是说形式合理性法律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绝对的保证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刚好满足了形式合理性法律生存的要求,能给形式合理性法律提供一个可发展的空间.
相反,在西方国家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社会状况就不符合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发展条件,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律.为此,韦伯还举例分析了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的法律来证明他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
在韦伯的眼里,中国的帝王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近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的、可预计的行政与法律并不存在,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民事的私法相当缺乏,没有个人自由权与私有
财产权的规定,行政与司法定位分离,家长制的法律与司法,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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