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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20世纪60―70年代IPE诞生之初,学者们以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视国家为统一的整体,以国际体系结构为解释变量,研究财富和权力的转换.从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借用经济学的模型,以国家内部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国内政治结构为解释变量,强调国际市场和国际体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IPE研究视角的转型,打通了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间的界限,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成为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有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1].本文在对90年代以来IPE研究成果做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力图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转型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机制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