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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马克思主义”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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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Milner.ReflectionontheField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MichaelBrecherandFrankP.Harvey,eds.MillennialRefelctionsonInternationalStudies.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GunderFrank.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HistoricalStudiesofChileandBrazil.Rev,ed.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atbay：ThemultinationalspreadofUSenterprises.NewYorkBasicBooks,1971
[8]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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