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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欧洲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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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国际关系学“三大理论”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建议,结合欧洲研究中出现的新命题、新方法和新特点,总结出可资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借鉴的三点启示：沟通分析层次,整合研究范式和加强实证研究,并结合欧盟合法性和治理研究、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等具体案例,对以上三点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 键 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欧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103－09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不足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借鉴欧洲研究领域新特点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层次的沟通、研究范式的整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我国学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简称“三大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赢得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三大理论的讨论第一次将“理论”引进了学科之中、创造了建设性讨论所必需的概念框架和范式背景、提供了学界展开争论的通约性空间.但是,三大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三大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这样一个前提隐含的假设就是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倾向于忽略国家内部动力和结构的影响,而将关注点放在国际行为的层次上.然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所谓“层次”,只是一种分析层次,从来都不是现实中截然可分的层次.因而体系理论拒绝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无法明确划分层次的内容.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自然会假设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一点也制约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三大理论都是共时性理论,为了维护理论的简约性和严谨性,将时间的进化排斥于理论维度之外.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决定了其特征.这种体系性特征决定着行为体的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涉及了国际体系的进程,但这种进程是一种背景变量.其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制度对行为体利益形成和行动偏好的塑造作用.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样,它所强调的是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而发生作用,因而仍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状态,仍然是静态理论.建构主义跳出单纯的物质结构,强调观念结构的重要性.但是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其实仍然是三种结构状态.不同的观念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行为,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和进化过程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三大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例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合作的演进等,都忽视了时间这一隐性自变量.如果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并非不可共存,它们只是关注了事物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三大理论的争论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新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性.从偏好形成的角度来看,从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从偏好内生到偏好外生的转变过程.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等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社会科学不可能出现一旦证明新范式的有效性便否定了旧范式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范式之间的沟通,以求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全面、更多维的观察和分析.
第四,三大理论虽然披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理论的外衣,但揭开其外表就能发现其“元理论”的实质.三大理论分别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元理论.它们是对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根本性假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将假说中的“个人”更换成了内部均质化的“黑箱国家”,本质并无不同.元理论的特点在于：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性相标榜的三大理论却恰恰存在着科学性赤字.
由于存在着上述不足,三大理论约束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三大理论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面对越来越具有新特点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停留在三大理论的讨论层面上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变动中的世界.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然而三大理论的解释力在这里却遇到了问题：欧洲一体化重新定义了国家主权,使传统主权理论的基本论点受到了挑战.欧盟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也质疑了传统的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欧盟的支柱结构和“多速”一体化现实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功能、军事／安全和司法／警务)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决定了必须用多元的研究范式来看待这一国际关系现象,任何单一范式都无法得出一个完备的图景.因而,对三大理论进行超越是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种超越正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发生,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参与到这一理论变革的讨论之中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正如三大理论曾经引发了第一次飞跃一样,超越三大理论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带来新的飞跃.
基于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文谨以欧洲研究为例,试图提出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来自欧洲研究的启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1.沟通分析层次：欧盟合法性与治理研究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可以进行明确区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通常被视为“黑箱”,只有不同的输入才会导致不同的输出,而决策的发生机制被默认为是均质的,即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类似的.当然,这一假设并非绝对,很多理论流派都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但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假设.各种“古典／新古典”理论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FPA)将国家内部因素纳入了考虑.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之上.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基本范式的划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模糊了这种区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学的尴尬：欧盟既是一个国际机制,也是一个治理结构；它既由主权国家组成,又享有着部分主权；它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立法由政府间的欧盟理事会做出,其立法和决策却拥有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权,直接作用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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