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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欧洲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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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对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体系.而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范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才给众多相互冲突的范式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并在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正如盖伊彼特斯所说,在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上的折衷主义会比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学术回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任何一种范式出发自然都可以得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系一定是以放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为代价的.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人类历史具有进化性,个体和集体的行为逻辑都存在非理性.没有任何范式敢于自称解释了全部人类现象.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出超越三大理论的冲动――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寻求不同范式具有优势的解释域,而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必然需要进行范式的融合.范式的融合主要有两种可能方案：一是历时性的融合,二是共时性的融合.这一点在欧洲研究中尤其突出,这里仅以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的研究作为这两种融合模式的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1)历时性融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外援助政策是反映国家收益偏好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然而,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对外援助现象却并不符合任何一个流派的假设.在整个战后时期,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偏好同样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之中,它们的影响力却因时代不同而异.1970年代之前,各国的援助政策都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绝对收益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是“静态”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非结构性因素,如科技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试图以一个静态模型推导出国家行为的收益偏好.这一点证明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极好地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必要性.欧盟在战后对外援助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它展示了从相对收益主导政策到绝对收益主导政策的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它从受援方变成援助方,并在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的援助集团；其三,它的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的发展,援助概念也经历了从对外援助(ForeignAid)到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stance)再到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的转变；其四,它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关系到重视政治条件性的转变.因而对于欧共体／欧盟这样一个国际行为体,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角度都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们早已尝试着解决这种范式矛盾的问题.例如,格拉泽、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都曾经试图进行调和.但所有这些调和性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他们害怕损害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简约性,在时间维度的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只有承认不同范式只是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的客观解释,将欧共体／欧盟视作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的行为体,才能科学解释其在发展合作政策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收益偏好的不同.这一案例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如果跳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对经验事实予以更多关注,就必然要求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时间维度之下进行整合,承认研究对象的进化性.
(2)共时性融合：欧洲认同的建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命题.对于欧洲认同形成原因,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力地解释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某一个侧面,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大量证据,可是任何一种范式都未能给认同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一揽子”的解释方案.相反,采取开放性的立场,将解决问题的效率置于理论纯粹性的坚守之上恰恰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合理的方案就是将欧洲认同问题视作一个多面体,同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会得出更客观、更有实践价值的结论,同时也有利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检验.
具体而言,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体现社会信任维度的“横向认同”,即一种“同胞意识”,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显然更为有力；如果研究的是体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归属关系的“纵向认同”,即一种“忠诚意识”,则功能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更有说服力；如果将欧洲认同视作成员国间的一种互信感或国际集团身份,那么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或英国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欧洲认同看作是一个文化、价值或记忆的共同体,则必须从本质主义范式的视角来加以考察.这说明对一个国际关系现象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先验认定的纯粹“范式”,而应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加以多视角、多范式的考察,在对事实做出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范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知.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还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互证.
实际上,在欧洲认同问题以及广泛的欧洲问题研究中,许多欧美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跨越理论阵营的必要性.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理论范式融合的呼声也是久已有之：奥斯特洛姆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波拉克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在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来自其它范式的批评,指出了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哈迪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之间的沟通；切科尔则重点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其它理论范式之间的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莫拉夫斯克也提出了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建议.这些思想值得国际关系学关注与借鉴.
3.超越规范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一种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无论是爱德华卡尔还是汉斯摩根索,其理论都基于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哲学反思.这种哲学性的元理论对人类(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思路,但其弱点在于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大潮中,这一弱点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使得国际关系学难以逃脱对科学性赤字的担忧.从华尔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追求科学性.他们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中引进了大量的理论和假设,建立了高度简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认识论.但是,尽管在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界,实证研究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为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生和青年学者所熟知和讨论的却多是理论性著作或者研究文献中的规范性部分.这使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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