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贸易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国际贸易理与经济活动区位理的新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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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己的摩托车品牌并降低成本,使欧美消费者均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诸多选择.可见,新贸易理论既能够解释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又吻合了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因为,作为消费者,我们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的品牌诱惑.当人们满足了食品和住房等基本需求以后,似乎会更倾向于选择消费的多样化和消费的变化,而选择消费的多样化,会希望产品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者来看,规模经济会因生产成本的降低使产品种类越少越好.如何解决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这就是通过贸易使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虽然,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而企业之间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非所有企业都会进行对外贸易,因此很难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有的企业则在市场竞争中规模扩大了.但是,新贸易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与传统贸易理论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产业中有很多差异化的产品,两国之间可以基于规模经济进行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不表现为某个产业的只出口不进口,而是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净出口,使H-O模式与克鲁格曼模式浑然一体.克鲁格关于国际贸易方面论文范文素材
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创者
在克鲁格曼关于“生产规模的增大能够减少单位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假设下,他解释了即使有同样生产要素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可以产生贸易,后来他发现这两个假设也能够应用于经济地理这一经济学分支的研究上.这一发现,使兴趣广泛的他又将经济学的边界拓展到地理学的领域,促成了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经济学分支的融合.众所周知,新经济地理学是关于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的新兴经济学分支,是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加入了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垄断竞争因素,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新领域.克鲁格曼指出,当两国或者两个地区在各个方面都相同,而仅仅人口规模不同的情况下,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实现规模生产所需最佳规模,因此产品价格能够更低,也能付出更高的薪水.这就会造成劳动力进一步向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这一观点似乎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也是其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思想的雏形.1980年克鲁格曼又撰文提出了“本国市场效应”概念,认为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会向大的市场集中.在“消费者更喜欢多样化的产品”的条件下,“本国市场效应”使得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会有更高的真实工资水平,并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品种,从而吸引劳动力向已经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导致城市的形成甚或可能导致中心-外围体系的形成.11年后,克鲁格曼又发展了这一理论.“通常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克鲁格曼的开创性文章――《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其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从区域非均衡层面为劳动力和企业在城市的集聚提供了一种解释.”[4]这一模型的核心是,企业愿意把生产区位选在最大的市场,从而节约销售运输成本.而市场的规模,依赖于居民的数量和其收入水平.这种机制会产生制造业集中在其中一个区域的中心-外围模型.它可以通过市场进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形成城市集聚,又会通过市场拥挤效应,使集聚在中心城市的企业竞争加剧,利润减少,迫使企业重新选择区位,搬迁到外围区域,形成中心-外围模型的逆转.通过中心-外围模型使我们了解了城市产生的原因和自我维持机制,而模型的逆转又向大家揭示了城市集聚的空间演化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一机制支持着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爆炸式的城市化过程,期间,快速增长的巨型城市为人口越来越被减少的外围所环绕.可见,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集聚理论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建设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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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金融危机的预言者
虽然克鲁格曼主要是由于“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他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开创了汇率领域研究的新方向.金融学的研究背景,使保罗•,克鲁格曼对历史上两次金融危机作出了成功预言,也让这次奖项的颁布格外令人回味.当90年代上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衰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面临经济负增长的困境时,东亚经济却一枝独秀,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世人不得不对东亚刮目相看,各国强烈感受到了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舆论惊呼:东亚创造了经济奇迹,世界经济重心将由欧美向东亚转移.而他却于1994年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针对世界银行给予亚洲经济增长以“东亚奇迹”的评价,激烈批评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而不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克鲁格曼的这番言论曾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人,也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当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克鲁格曼的文章作了回应.笔者也曾在《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上撰文《试论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兼析东亚奇迹是否虚幻》,批驳了克鲁格曼的观点,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克鲁格曼的“预言”成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99年,他的新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问世,该书对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曾指出:“短期中的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涉及到需求不足.日本发现,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起到足够的作用.这种问题可以发生在日本,我们敢肯定欧洲经济,乃至正在膨胀的美国经济就不会陷入类似的陷阱吗”[5]今天回过头来重温这句话,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2003年,克鲁格曼曾在其出版的专栏文章合集《大破解》中抨击过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他认为,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引起严重经济危机.2006年2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作了预见性分析.他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这种“超消费”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石油国家借债的方式来完成的,是不可持续的.或早或晚,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住房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一种“崩盘式”的调整.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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