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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初革命先驱孙中山试制第一件“中山装”开始,每个时期的“国服”都随着党政领袖要表达的“革命”诉求而相应作出改变.可以说,来自社会底层的高级服装技师们用刀剪针线,在一代代国家领导人的衣服上“记载”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流变.
而北京市最后仅存的一家国营服装企业――红都服装集团的裁剪师们,见证了领导人服饰的政治变迁,也几乎独享了为领导人制衣的政治光环.
“国服”中山装的由来
20世纪初,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的中国城,向封建帝制“开了改革的第一枪”,即废除长袍马褂,“尽易旧装”.
孙中山将创制中国新服装的意图传达给日本服装界的华侨后,华侨们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日本学生装、士官服和铁路工人的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依据中国人的体型、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试制出了后世以“中山”命名的中山装.
这种中山装,直翻领,装有附袋盖的4贴袋.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着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胸前原先是7粒钮扣,后来把门襟的7粒钮扣改为5粒,象征五权宪法,袖口4粒钮扣改为3粒,象征三民主义.
作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伟大事业的产物,上世纪初,中山装成了革命者的象征,身着中山装成为拥护革命、与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识.
1929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定为“礼服”,所有政府工作人员以之为工作制服――大小官员无差别,以示与封建制度下的衣着有别.而后来的革命者,包括国民革命军和红军、新四军、八路军军服,无不受其影响.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同样选择了中山装.
“毛装”的特别制作
新中国成立后,要群塑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必须有好的西装裁缝,而当时好的“洋服”裁缝和服装店几乎都集中在上海.195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调北京市领导彭真,以北京被服厂名义,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谈妥,从红帮裁缝聚居地上海,抽调一些服装名店和裁缝师高手赴京工作,“支援首都建设”.
1956年3月～4月,沪上21家服装店、208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并分别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以及北京饭店、东单和王府井周围,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
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自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由于洋服店是浙江宁波商帮长期经营的传统行业,因此红帮裁缝中以宁波人最众、技术最强、势力最大.有些裁缝即使不是宁波人,但追溯其师宗多属宁波人.如12人中的田阿桐,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早年在上海滩拜宁波籍红帮裁缝为师.
“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些名师原来在上海时,大多已成家立业,为让他们安心在中南海里工作,周恩来特批他们携眷来京.
田阿桐、王庭淼等名师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7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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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守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与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自己工作上的事,会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定向采购.12名服装技师各有千秋,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淼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12名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泽东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改进了原来的中山装.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后,拍了标准像,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的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Maosuit).之后,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毛装”就此让中南海里的红帮裁缝们名扬海内外.
红都服装店的政治任务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红帮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田阿桐、王庭淼、余元芳、丁奎英等名师加盟的这家服装店,实际上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
对红都服装店而言,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性任务.红都服装店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红都每次都不折不扣按时完工.
而中办根据领导人的偏爱,往往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19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只要中央办公厅来人,那一定就是找田师傅的.给人“量体裁衣”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为领导人做衣服却会例外.
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定制西服大大小小有100多道工序,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可分为量体、裁剪、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红帮研究学者季学源说,量体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在特殊情况下,顶级红帮高手的确能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恩来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余元芳经仔细观察,两天后送来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同年4月的一天,余元芳突然被中办人员催促,赶往西郊机场乘中国民航的一家专机去昆明.当时这架外交部租用的专机上只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余沛文和一名普通官员,上机后余元芳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4国后,准备再到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少奇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衣服作一番修改.
在田阿桐等老一辈裁缝的回忆中,中南海众多领导人中,最难做的是邓小平的衣服.
邓小平不要衣服里有衬布和里子,因而设计、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但这并没有难倒红都的裁缝高手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田阿桐终于做出了令邓小平满意的衣服.
1986年12月19日,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衣服是在1956年,直到现在他的体型基本没有变化,仍用老尺寸.一个人身材30年没有发胖,也没有消瘦,这是不多见的.”
1990年代中期,红帮名师王庭淼过世后,他的遗物都是一些照片、奖状、书籍和首长友人馈赠的纪念品,包括:吴作人的雄鹰图、唐闻生从日本带来的裁缝剪刀、西哈努克送来的围巾、邓小平送的果盒等.
而其子女在其遗物中还发现了王为毛泽东做最后一套中山装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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