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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经济方面论文范例,与破解MBA“中国症”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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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甚至开始一路走低.对许多正在攻读MBA的人来说,有了MBA的入场券,并不意味着必然拿到学位,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这些不定因素迫使更多的人思考,整个MBA的求学历程究竟是一次学术提高呢,还是一次职业训练的新体验?
李先生是某高科技公司的业务副经理,他认为即使将来拿到MBA学位,也未必意味着就是一个好人才.李先生坦言,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教育界人士将MBA教育作为一项学术教育来抓,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上.尽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尽心尽力,在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上也相当可观,但在标准和培养目标上与国际顶尖商学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
一个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事实是,创维集团曾在全国引进了8名MBA,但一年内他们几乎都离开了创维.这样的经历使创维在今后的招聘中不得不更加谨慎,人事主管感慨地说:“MBA给我的感觉确实一般!”事实上,企业需要的是那些能做事情、有实际管理经验、有行业背景的人才,而遗憾的是很多MBA除了有一张学历证明之外,并不具备这些东西.
MBA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缺乏真正的商务经验,教材落后,教学模式不合理、门槛太低；许多学校将之视为敛钱之道；而对于学员,大多视之为取得研究生文凭的好平台,同时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市场太大,工作要价太高等等.最终导致这个本该得到社会认可的MBA文凭大大缩水.
“病症”何来?
看病还需先把脉.要探究MBA的中国积弊,并不太难.国内教育的许多弊病,在很多方面不利于通才式MBA的培养,首先一条就是国内教育清规戒律过多,十分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而国外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更注重于学生的积极性、能动性、个性,特别是创造性的培养.
此外,国内教育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管理和规划体系,千百万学生都受同一个教育大纲的制约,每年都读一样的课文,做一样的数学题或物理、化学实验；写作文是同样的格式,引着同一段鲁迅的话,背着相同的名言警句,同样的思维方式,高考用同样的试题.政治理论中学学了,大学又要学,研究生还要学.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付考试.这种教学体系十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特别不利于那种有独到见解,注重创造性、个性,思维多元化的人才.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说:“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有位学者说,在韦伯的发现中,其实还发现中国教育的一个秘密：所有的教育都让人去掉鲜活的个性.
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弊病就是“近亲繁殖”现象严重.各大学的教师和教授大部分都是本校毕业后留校的老师,“杂交优势”不明显.而在国外,这种现象十分少见.北美的商学院,其教授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大学,大家都带来了独到新颖的教学经验,有益于人才的培养.
其实,中国历来都有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渊源.在古代教育中,对通才教育也很重视,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六艺,只是这个传统渐渐褪色.古人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在近代也有演绎,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有四大强国主张：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尽其才.邓小平也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样,也应在培养通才式MBA过程中有所侧重.
那中国的MBA教育,真的“病”入膏肓了吗?不容置否,MBA教育在入世之后遇到了新的挑战.如何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对MBA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崛起将会对MBA教育有什么要求?现代社会对管理者全面素质有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又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对策是逼出来的,更是识时务者想出来的.
沉疴猛治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和迫于相关压力,国内开设MBA课程的各商学院已纷纷开始行动起来,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手开拓国际合作项目.
美国小伙Sun曾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澳大利亚一所商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像他这样的外籍学生班上还有5名,这也为这些项目增添了许多国际色彩.曾经在美国波音公司工作的Sun,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开设一家贸易公司,而在这个课堂中有许多中国同学,对他而言也是个收获.
引入各种原版洋教材也成了各个商学院工作的重点之一.许多教授开始操练起英语授课.而实力雄厚的商学院更早一步起飞.早在2000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顾问委员会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跨国公司和中国几家顶尖企业的最高企业领导人,其阵容之强、层次之高,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家商学院.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就是要通过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了解经济的新动向,相应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杨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种作用是显著的,清华同哈佛商学院在高层经理培训方面的合作,就是在顾问委员会的推动下成功进行的.
有业内人士提出,应改革MBA的培养体制和考试录取制度,如向国外的GMAT考试方式靠拢,减少考试科目,用综合考试代替某些单科考试,将靠拢性考试改为资格性考试,重视面试在选拔机制中的作用,研究适合MBA专业特点的、有效规范的面试方法.在此基础上设立全国最低录取分数线,让更多的考生取得复试资格,为招生学校创造更大通过面试或其他测试选择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管理人员的空间.
对于中国MBA的质量问题,中国的MBA教育家们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杨斌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前三批57所MBA培养学院共有从事MBA课程教学的教师2501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2075人,占教师总数的83%.近年来,MBA师资参加培训或进修2834人次,其中出国进修1088人次.
“清华每年都在派出教师进修,我们还在案例教学上下大功夫.其实每一家试点学校做的工作都不止这些,毕竟MBA在中国还未成年.”杨斌说.
中国正在走上重视商务通才培养的主轨道.当然,念正式的商学院并非成为一个商人的必经之途,也并非一定要留学才能成为一名通才式MBA.其实,不管任何学科的教育,都是培养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的是一种悟性,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如果能有很好的实践机会,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商人或企业家.
这些理念上的转变,昭示MBA通才教育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
回顾：中国MBA备忘录
认真追溯起来,中国第一批MBA诞生于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
当时,出于两国经贸关系的需要,美国政府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在全国728个考生中招收了40个人.这些当时并不知道MBA为何物的人,在国家管理教育的基地之一―大连培训中心经过近半年的语言和管理知识强化培训,通过GMAT考试后,39人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学业训练.
1986年夏天,他们赶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39人的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其中,去美国实习的往返机票就是2万多元,而当时他们每月工资才55元.不过,尽管国家付出了高额成本,首批MBA中,有2/3的学员回到原单位后,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有下车间、有做翻译的.同时,因为是公费出国,原单位还不同意调离,户口、档案还有党、团关系都卡在单位.
这种人才浪费的状况,在1987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一文中首次披露.报道发出第二天,原国家经委就打说想开一个座谈会,由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主持,代总理李鹏也很关注.原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和经委下文,要求对这批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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