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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叙述和书写,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合法性主体,缺少贯穿始终的主体线索,因而是断裂的.就史中对相关的社会活动、背景之铺陈分析看,无论是广度和深度,戈公振的都远不如今.可惜这些今著虽做到了“自身超出”和“自身分离”,就是没能回复到自身.就此看,今著则似又略逊于戈著.报刊主体意识的失落,在具体的章节设置上,同样一清二楚.比如：总是看到“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等等,就算按照这样的历史时间划界是合适的,我觉得,用“报刊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演变”,或者“报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中”,也
比现在的好.这不是什么文字游戏,文字排列的背后蕴藏着思维和观念.所谓“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中的报刊”云云,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必然是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乃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框架来打量评估报刊,而不是报刊自身的眼光和脉络,有窗里看窗外与窗外看窗里之别.假若换了后者的表述,其线索和展开就肯定不一样,尽管还是报刊与这些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
从报刊史角度,1895到1898年,是中国传播业第一次迅速崛起的时期,尤其是民办报刊和出版业.戈公振称之为“民报勃兴”,并认为是“人民论政”之端.在我粗浅的认识中,中国报刊业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正是开始得以呈现并露其雏形之时.之所以如此,当然和甲午战后的政治和社会局势相关,启蒙维新思潮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与涂尔干所讲的“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2000：219）不甚相符.可其导致的结果,的确使报刊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主要谋生之所,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中国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报人转变的关键一步.后来中国报刊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也许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顺着这样的线索,在比较一下西方报刊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的动力和背景,也许能进一步看出中国报刊职业化过程的特殊性.
同样是与“戊戌运动”相关,“时务报之争”在我们报刊史的叙述中,一直是一个政治事件,即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在我非常有限的阅读中,记得1995年闾小波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2001年廖梅博士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都对之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廖著,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事件,并对原来的结论做了根本性否定.遗憾是此后出版的一些报刊史著作,仍然因袭旧见,甚至不需对它们所掌握的材料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做进一步的辨析和回应,这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除此之外,报刊史一直没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新的意见.更为遗憾的是,为了突出这一条政治斗争的主线,不惜腰斩并歪曲黄遵宪的原话[1].值得高兴的是,《上海新闻史》依据史实,在结论上有了新突破.更令人高兴的,是最近读到了唐海江博士的文章：《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认同――清末政论报人组织离合的政治文化分析》,阐释了报刊组织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双重关系,尤其是门人观念的影响,如何带来报人及其组织的分分合合,并使得政论报刊向具有理性的、主体性内涵的现代报刊组织方向发展的进程因此受到阻碍.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考察“时务报之争”,就有可能别开生面,至少会是一个报刊事件.我甚至想,要是进一步展开,把“时务报之争”与后来《新青年》编辑部所发生的矛盾冲突排列在一起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同人报刊,尤其是一个没有统一宗旨和章程,而只有一个总体倾向朦胧一致的同人报刊,若其中某些成员慢慢生成党派观念或者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内部的分化是必然的,外在的因素不过是一种表象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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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想法只是一鳞半爪,而且未必正确,但无疑是以报刊为主体的,是报刊史视域内的“大胆想象”.借此是要强调,报刊主体的视野对于报刊史而言是必需的,否则根本产生不了自己领域的问题,完全被其他历史学科牵着鼻子走.只有当具备了这样的意识和视野时,报刊史才能看到其他学科学者所看不到的,才能为中国的历史提供自己独特贡献.不然,这些与报刊本身密切相关的,好比是其躯干的内容,全都变成报刊的身外之物.于是,除了为“戊戌变法”做宣传――理应属于政治史研究的范畴,报刊就随风飘荡,无家可归.报刊的历史似乎只有攀上“高枝”,缠绕于历史的报刊上才一息尚存,才具有被书写的价值和资格.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与个别科学部门相比,历史里面好像没有建立一般原则性的需要,因为“历史最初好像只是一系列的偶然事变之相续.每一事实孤立着在那里,只有依时间才表示出它们的联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外在事件不是随着时间就自然呈现出自己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人对这样的外在的联系感到满意.因此,历史的研究,首先“对于全体的性质和目的有一个概括的观念,庶几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犹如我们首先要对于一个地方的风景加以概观,如果我们只留连于这风景的个别地方,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实上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预见它们的必然联系”,并在这种联系里,知道“个别的事实取得它们对于一个目的或目标的特殊地位和关系,并因而获得它们的意义.”（同前：11）这也正是克罗齐所讲的,“历史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即,在其基本形式上――是用判断,即个别与普遍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如果按照古老的术语传统,“个别被称为判断的主辞,普遍被称为判断的宾辞”,那么,在历史叙述中就是相反,“历史的真正主辞恰恰就是宾辞,真正宾辞就是主辞――就是说,普遍在判断中是通过把它个别化来加以规定的.”（克罗齐,1997：42－43）这大致与我们所说的,报刊史研究要揭示和反映规律,要从事物的全部联系中来理解解释事实.规律也罢,联系也罢,意义也罢,都不是一种自然的呈现,不是随着时间一一排开就能得到,是需要研究者对于历史有一总体评估,由此,又马上与立足于什么立场,以什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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