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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近十年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视野相关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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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回顾了1990至2001年间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后发现,与大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台湾学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呼吁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二在重要性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三理论视野开阔,大量借鉴教育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本文拟总结、再现这些独特的视野,提取其观点和思维模式,以资大陆学界参考.
【关 键 词】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通识教育；学科建制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陈静（1980-）,女,汉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界而言,无疑都是个充满速度和激情的时期.首先,大陆新闻传播教育界在这十年里亲历了两次本学科地位的提升,目击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新闻学类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增加到1999年的124个(陈昌凤,2006,p105)；同是这十年里,台湾陆续成立了多达49所新闻传播相关系所,占现今总数近七成(翁秀琪,2001,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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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发展的快车道上,双方各自都在不懈地总结、反思和展望自身的状况,探讨辩论,热闹非凡.至今,大陆学界在这个主题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话语生产.而当台湾学者翁秀琪2001年写下总结性文字《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之后,台湾学界内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相关讨论进入了相对的寂静期.其因为何?笔者以为,台湾之寂静乃源于其优秀完备的学术研究有效地应对了现实的挑战,并通过知识群体内良性的学术积累得以延续和发展.大陆和台湾除在同一时期经历学科教育高速发展之外,还有诸多共性,如：同属华语社会；高等教育模式与美国相仿；“嫁接”而来的传播学受到美国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等.故尔,本文拟引介1990-2001年间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总结其独特的视野,提取其观点和思维模式,以资大陆学界参考.
本文所依据的台湾地区的研究文献均来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季刊《新闻学研究》[2].该刊首发于1965年5月,是台湾地区第一本新闻传播类学术刊物,也是第一本入选TSSCI（Taiwan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新闻传播期刊（截止2006年仅有两份新闻传播类刊物入围）.从1991年至2001年间,该刊共出版了四次传播教育专刊――第53辑的《“新”传播教育》（1996）、第58辑的《纸上座谈会：从SCA易名谈起》、第65辑的《“传播教育”的省思》（2000）和第68辑《两岸三地的新闻与新闻教育》（2001）,总共约20篇文章.
与大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台湾学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呼吁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二在重要性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三理论视野开阔,大量借鉴教育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以下试分述之.
回归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
一、通识教育的内涵.新闻传播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份,对其目的和内涵的界定必然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对高等教育性质界定的坐标体系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起点：何为大学教育?它的目的何在?大学作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组织形式发源于西方,纵观其在西方九百年的发展历史,以及于清末引入中国后的演变,主要有两种办学思想之争,即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今多译为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specializededucation）之争.前者主张“高等教育旨在给学生一种广博的教育,不专为某种职业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做准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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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的理念成形于20世纪初的美国,是柏拉图以降“自由教育”思想在现代的延续.简而述之,它是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目的在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通识教育”这一源于西方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对个人、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认定：其一,个人之于大学非进行知识交易或学徒式技能训练的对象,大学需造就“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使浸淫于其中的个人形成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纽曼,2001,p22)；其二,个人与社会之间则存在着个人实现与社会实现的微妙平衡（Boyer,1987,p67-68）,并以个人实现为先,个人只有先是“健全的个人”,才能成为“健全的公民”；其三,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不能仅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要能够引领社会,促成个人、大学和社会三者间的良性循环发展.在厘清“通识教育”的内涵之后,于此基础之上再来了解台湾学者就通识教育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关系发表的看法,进而反观大陆的教育现状或许能有更多的启示.
二、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的通识观.台湾新闻传播学界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撰文指出,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人文思想教育不足、“背离博雅教育基本精神的现象”(潘家庆等,1994).在1996年《新闻学研究》出版的第53辑《“新”传播教育》中,更是有多位学者提及这个问题.须文蔚和陈世敏（1996）指出,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改革方向首先是确立新闻传播学的大学教育是学术的而非职业技能的,把新闻传播学术的基本环境还原到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强化新闻传播教育中人文思想与社会科学理论的思考.作者还转引美国资深新闻教育学者StevenH.Chaffee的话,批评实务界“不知道、关心传播的学院本质,而仅咄咄逼人地要求教育界对学生施予技术训练,好让学生在一毕业后就能够立即受雇,并且能够直接投身新闻的初级工作.”
潘家庆等（1996）学者也深为呈现专精（specialty）和分裂(fragmentation)趋势的新闻传播教育担忧,并引述JamesCarey对此的批评,说这主要是为新闻传播事业短期、狭隘的利益服务,与学生和社会长期利益不符.潘在研究的最后还建议新闻传播教育中设立有助于检视学科历史和传统,有助于了解社会与经济的意义,有助于解决伦理与道德问题的课程,希望能消弭“个人利益”(individualinterest)与“社区利益”(munityinterest)间的冲突,发展学生的
公民意识,培养健全的公民.陈世敏（2000）在探讨如何架构新闻传播学的入门课程时指出,入门课的结构首先取决于对大学功能的认知.他首肯大学之最基本哲学为“学术研究”,呼吁传播学通识化或回归知识本质.
面对极大促成新闻传播教育新兴之貌的新传播技术,台湾学者能冷眼观之,警示教育界若过分追逐且被动适应技术发展,很可能会因“传播科技类课程”的空间挤压,逐步放松通识教育的规范,长此以往新闻传播教育将沦为短期职业训练班（马成龙,1999,p176）.林文刚（1999）则忧心忡忡地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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