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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在希望的田野上:“新闻传播前沿课题”学术会综述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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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新闻传播前沿课题研讨会”于2007年5月19日-20日在南京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等地40多家新闻传播院系与新闻单位的9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研讨会对“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新闻传媒与媒介生态”、“新闻业务改革创新”、“当代西方传播学前沿理论”、“新媒体及其管理”、“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等子课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在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与思想史以及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等理论领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日渐显示多元化倾向,因而让人感觉中国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前沿领域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田野.
一、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批学者认真关注纯理论的建构,就会被其他学科所轻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代表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身体力行地围绕新闻传播的纯理论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思考.这些思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角度,对一些基本的理论范畴、研究框架进行反思；二是从解读新闻传播思想史入手,并籍此阐述自己的理论构想.
在学科反思方面,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学者从各自不同视角阐述了对传播学科发展的担忧.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与江西师范大学项国雄在各自发言中均提到了传播教育、传播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也都看到了传播学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混乱,他们都呼吁要在上述问题上取得共识,寻找出路.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王怡红则在论文《争论能为人类交流做什么》中干脆提出了以“参与与共享”的内涵来重新界定传播,重新发展一套传播的话语与研究体系.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响应,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姜飞在论文《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中反思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纲要问题,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是以文化和传播为双焦点的文化他者.无独有偶,一些学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湖州师范学院宋万林在论文《中国新闻学致命的弱点：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无意识》中指出多数新闻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新闻学的外围或边缘徘徊,对新闻学的实践性和人学性关注不够,导致学科缺乏本体论.而与之相呼应,南京大学方延明在论文《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品格》中强调新闻理论的学术品格是新闻正义、新闻自由和新闻真实.
在解读思想史方面,学者们不仅解读了具有个案性质的名家名作和名理论,也探讨了一些思想流派的谱系.前者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较重要的文章有中国传媒大学蔡帼芬的论文《李普曼新闻思想再解读》、复旦大学殷晓蓉的论文《交流的失败：悲观?乐观》、上海大学郝亦民的《“第三者效果”研究的理论缺失与学术设想》、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的论文《传播游戏理论再思考》等,而后者可以说论证严密,如深圳大学何道宽的《继承与超越――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和南京大学夏文蓉的《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一切的思想史研究都是用来为当代思想做注脚的.蔡帼芬希望我们研究李普曼能够走出《舆论》一书的局限,殷晓蓉从《交流的无奈》中读出了彼德斯关于交流其实并不“无奈”的看法,刘海龙期待对传播游戏理论的再读解能对当下中国的传播现象尤其是网络恶搞带来一点启示,而夏文蓉则认为研究传媒与小康社会少不了发展传播学的介入.也许这些研究目前与经典文本的距离依然太近,但它们一定会是将来传播理论创新的垫脚石.
二、热点冷门均倍受关注
本次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对新闻传播现实问题表示了高度关注,这显示了这一学科的活力.这其中既不乏“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与媒介产业发展”、“新媒体传播及其管理”等热点问题,也包括一些素来少人关注的冷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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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传播学讨论的焦点课题,当然也是本次会议的热门选题.总地说来,学者们对于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寄予厚望.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等在论文《大众传媒、政治沟通与社会和谐》中提出：大众传媒应从保障公民知情权和实施有效舆论监督两方面入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沟通.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在论文《加强舆论环境建设促进实现和谐社会》中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加强舆论环境建设,保障公民依法有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南京大学丁柏铨在论文《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历史考察》中,以历史的视角指出,只有允许大众传媒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传媒才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所作为.学者们对传媒的期望确实很有道理,但应当看到传媒只是建设社会和谐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对其过度的强调未必有利于研究的冷静和深入.
“文化体制改革与媒介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也是当前媒介研究的热点问题.武汉大学刘友芝的论文《论我国统一的功能性传媒产业规制体制的建构》,复旦大学朱春阳的论文《新媒体经济：效率竞争、创新榜样与国际化示范》均从宏观层面高屋建瓴地分析着当代中国传媒的经营管理发展动向.而南京大学的丁和根则在论文《新中国传媒制度的建立与变迁》中,以历史为维度分析了中国传媒制度的发展与变革.这些在宏观理论上的空间偏向或时间偏向的倡导固然是可贵的,但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等的论文《媒介资源拟合指数模型的建立及推导》以及中央财经大学谭云明的论文《试论我国报刊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也有自身独特的现实意义.尽管他们的观点尚不成熟,但新颖的切入点激发了许多共鸣,自然也就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
对于新媒体的热情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种新闻传播研讨会的共同特征,与以往研讨会不同的是,本次研究会的新媒体研究除了强调新技术的未来外,更多强调的是对新技术的人文关怀.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玉兰对记者博客的研究,南京大学王蕾对网络女红人的研究.有一些选题是很少有人关注的冷门,但反而引发了热烈讨论,如南京大学秦州对虚拟教堂的传播学研究.
说到研究的冷门,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再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论文《转变思维方式办好海外媒体――对提高在美出版的中国媒体国际竞争力的探讨》选择的就是一个冷门话题.方先生以翔实的史料,分析了美国华文媒体的基本特征与受众结构,提出海外中国媒体可以采取新闻报道与媒体立场分离的原则,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外延提高媒体的凝聚力,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冷”与“热”一样可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多元化取向表现明显
可能是受到研究条件和截稿时间的限制,本次参会论文中极少有大规模定量研究的力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与会代表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多元化是一个学科繁荣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会议如此多元的方法的交流与碰撞,再次让人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寄予希望.说到研究方法,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本次递交大会的论文,有多篇采取了人种志的田野研究方法,这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会中是不常见的.浙江大学吴飞的论文《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电视体验报告》、江西师范大学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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