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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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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国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呈现多样化趋势,没有出现在短时期内一本期刊（3－6个月）的论文有三名以上的作者来自同一个机构的现象.由于中国期刊“研究主体”的分布情况与美国期刊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在测量中国期刊作者分布时做了适度调整（见表1）.我国两份中文学术期刊的作者分布情况与美国不同：研究主体相对集中,本国学者的所占比例分别高达99.7%和98.4%,并且,尽管“国内其他学术机构”学者所占比例最高,（《新闻大学》为60.6％,《新闻与传播研究》为69％）,但两份学术期刊中来自其主办单位的作者比例都相对较高,《新闻大学》的论文作者中38.5％来自其主办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而《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来自其主办单位社科院新闻所稍少一些,但也有19.6％.
相比之下,《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研究主体分布比《新闻大学》更趋多样化,因为《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还包括华人学者（3.9%）和其他国外学者（1.5%）,复旦学者也占到了9.8%.而《新闻大学》中这样的比例几乎没有,或者很低.
表2和表3(见下页)分别展示了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研究内容（即研究议题）.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基本上都以学术论文为主,分别占92.4%和97.1%,专业文章则相对较少,都在10％以下（见表2）.
两国期刊论文所涉及地区均以本国为主,中国为65.8%,美国的比例更高,达84.1%.两国期刊论文中的比较研究比例相差不大,均为2％左右,但中国期刊中“无明确地域”的论文比例（16.3%）明显高于美国（7.6%）.）
就总体内容而言,“大众传播”在两国期刊论文中均处于突出地位（80％以上）,但中国期刊的比例要比美国期刊高出15％,达到了95.5％,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众传播,而美国则同时关于非大众传播的研究.
及“综合媒体”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多,达19.7%,中国的期刊论文这个比例仅为9.1%.
本文对中美两国期刊论文涉及的大众传播内容作了进一步分类.中国期刊论文关注较多的大众传播研究分别为“新闻业务”（15.6％）、“传播者”（13.7％）,“传播内容”（11.4％）、“新闻史”（10.8％）和“传播学反思”（10.4％）,其他的内容分布则相对多元.而美国期刊论文关注的大众传播内容则非常集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受众与效果”（29％）、“传播内容”（26.4％）、“传播学反思”（11.2％）和“传播者”（8.1％）,美国期刊论文涉及其他内容类别的比例明显较少,基本都在4%以下（见表3）.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研究主体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学术期刊的研究主体相对多元,而中国学术期刊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尽管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总体类型、涉及的媒体种类相对较为一致,但在研究内容的其他方面则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尤其在涉及大众传播内容方面,两国期刊论文的不同侧重就更加明显.因此,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期刊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两方面的差异显著.
2、研究范式的使用
中美期刊论文的差异同样体现于其研究范式的使用上：美国期刊论文有近96％的论文运用了西方公认的三种研究范式（即它们的学术传统）,且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量化研究）所占比重尤高（76.2％）.而中国期刊论文使用西方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只占18.6％,大部分期刊论文（81.4％）使用了本文称之为的“其他研究范式”（见表4）.在“其他研究范式”中,“概括性研究”占了近三分之一（30％）,其次是“对策性研究”（17.8％）,“史学研究”和“纯思辨研究”分别占了15.7%和10.8%,当然“介绍性研究”也不少（8.2%）（见表5）.
3、研究规范性
表6共列出7项指标,主要是关于中美两国期刊论文写作的具体规范；表7则反映了两国期刊论文应用理论的情况,即两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中国期刊论文中只有一半（50.9％）指出明确的研究目的,而绝大部分论文（90.4％）没有文献回顾,涉及传播理论的论文比例也不高（仅为13.3%）；有一半的中国期刊论文提出了研究问题并展开了有效论证（均为51.2％）,并有接近60％的论文得出相关结论；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中国论文（32.4％）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在注明参考文献的论文中,近60％的论文引用文献为1－20条,引用文献20条以上的论文总数不超过10％.相比之下,几乎全部美国期刊论文（99.4％）介绍了研究目的,大部分论文回顾了相关文献（78.6％）,有一半论文（51％）提及相关传播理论,几乎全部论文提出了研究问题或假设并展开了有效论证（均为98.3％）,得出了相关的结论（99.2％）；美国期刊论文几乎全部注明了参考文献（只有3％没有参考文献）,多数论文的参考文献在21－40条（34.8％）和41－60条之间（34.4％）,有20％以上的论文参考文献超过了60条.表7显示：“议程设置”是两国期刊论文涉及最多的理论.中国期刊论文中涉及的多数理论来自西方.而美国期刊论文中提及的理论多为受众与效果理论,与研究议题分布相呼应.在理论应用方面,涉及到理论的中国论文中多是仅仅“提及理论”（42.2%）,而“支持理论”（19.3%）和“作为框架”（16.49%）或“评价理论”（14.5%）相对较少,“提出理论”和“检验已有理论”更少（共为6%）,“融合”和“拓展理论”则没有.美国期刊论文在应用理论方面,“仅仅提及理论”的较少（22.7%）,但绝对的数量则比中国要多（56篇对35篇）；总体上其理论使用趋势相对多元：“支持和作为框架”的论文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20.2％和27.9％,“检验和拓展理论”的论文比例均为10％左右,“提出理论、融合理论和比较研究”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1％上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传播期刊论文的规范性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尤其在论文的写作规范性方面尤为明显.此外,两国期刊论文在理论化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当然,中美国期刊论文中能进行理论创新的论文均不多,多数期刊论文还停留在理论使用层面.
四、比较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概貌的描绘,两国学术传统的差异已凸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间的差异呢?
1、就研究主体分布而言,中美两国期刊论文间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的研究主体相对多元,而中国的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中国期刊中有较高比例的论文作者来自期刊主办单位.对于这一差异,美国学者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都隶属于美国的新闻传播协会（而不是某个学术单位）,学术期刊对所发表的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论文都必须通过盲审才能发表.[32]
但是在美国学者看来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我国却确实存在.对此,中国学者提供的理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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