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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16中国新闻教育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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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度发展超过了可能.每年招那么多的学生,我们学校的教学条件怎么样呢目前,我们新闻专业的师资显然不够,数量不够,质量更不够.虽然大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但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既没有系统地掌握新闻传播类的知识,又没有足够的新闻实践经历,要他们来充当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因此,有些学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不是按需设置,而是“因神社庙”、“有什么和尚年什么经”.同时,有为数不少的新闻院系缺乏必要的实验设备,致使学生动手能力无法提高.
这种超过实际需要、超过培养能力的超度发展,只能算是非科学发展,非正常发展,其结果就是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产品积压,造成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浪费.
第三、专业设置方面的变化
1983年以前,中国新闻教育不分专业,除北京广播学院外,一般的大学新闻系都只有一个新闻学专业.1983年后,根据国家新闻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开始增设其他一些新专业.当时,专业设置由各学校自己决定.如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置了新闻、新闻摄影、广播电视等、新闻事业管理等4个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置了新闻、国际新闻、广播电视等3个专业,厦门大学新闻系设置了国际新闻、广告、广播电视等3个专业,武汉大学设置了新闻、广播电视、广告等3个专业,华中理工大学设置了新闻、新闻事业管理等2个专业.到1985年,连同北京广播学院设置的采编、播音、电视、文艺、编辑、无线电广播专业在内,全国新闻院系设置的专业达到了11个.[11]1987年国家教委将专业设置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经过1993年、1997年两次修订,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列有新闻、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出版编辑等4个专业,进入新世纪,又试办传播、国际传播、媒体创意、播音等专业.
这些专业设置,试图覆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范围,并且也试图根据专业不同,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开设相应的课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进步.特别要指出的是,创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校面有了很大扩展,从学校数量上,原来的十几家、几十家扩展为现在的数百家(现有778个专业点分布在300个院校),从学校性质上,由原来的文科院校、综合院校办新闻教育扩展为专业院校办新闻传播教育,如体育类的院校、财经类的院校、政法类的院校、农业类的院校、军事类的院校、理工类的院校等都在办新闻教育.真可谓百家争鸣.
但是,我们从所列的以上专业名称上看,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混乱不清.比如,新闻专业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两者是包容关系,搞成并列,今年来很火红的广告专业,除了新闻传播学院外,还有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经济学院,甚至文学院都有设置广告专业的,该专业的学科背景也比较复杂.由于专业设置时内涵不明确,以致在实际操作上,就各取所需,五花八门,出现了新闻传播学科的“无边界”现象.
这方面以传播专业为最典型.2003年设置这样一个本科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上,试办院系是各显神通.据我们2006年对已设置的传播专业的调查,可以看出(1)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以专业院校为主,如农业院校、师范院校、工程院校等,也有综合性大学如复旦大学等,(2)专业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多在“人文学院”,它们往往无新闻学专业,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的倾向突出,(3)技术应用是传播专业的主要取向,如网络传播、传播技术等,(4)职业教育色彩浓厚,尤其是在专业院校中,如农业传播、农村传播、体育传播、旅游传播等.难怪有人说“传播是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第四、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变化.
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报学系,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正式开始到1978年以前的近60年间,办学类型虽然有所区别,但教育模式却基本相同.丁淦林先生对这种教育模式作了概括:“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以新闻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12]这种模式的优点,总起来说就是“短平快”,即人才培养的周期短、成本低、见效快.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学术底蕴不足,培养的人才后劲不足,根底不深,大多数只是一些工匠式的“编辑”、“记者”.
到了新时期,这种模式显然不适用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开始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做了较大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他们提出了一种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有这样几个要点:(1)培养目标:以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传播人才为,(1)培养途径与传统模式比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从廉价教育转向投入教育,(3)课程体系:与传统模式比较,加强了传播学之类的学理课和现代传播科技的应用课,体现知识的综合性,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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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国际新闻教育模式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也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
虽然新闻教育新模式还不是很成熟,但是,这样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
第五、师资队伍结构方面的变化
我国新闻教育有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报人办新闻教育”.这种传统直到80年代依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进入新时期,新闻事业的新变化对新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新闻人才的新要求,又需要我们的师资队伍不断有所变化.从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教育师资队伍的变化依照新闻教育发展历程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教师队伍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业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老新闻”为主,如安岗、甘惜分、王中等.第二阶段的师资队伍主要以学术资本雄厚的教授为主,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革”前的教师,现在碰到好气候,迅速成长为骨干,如方汉奇、张隆栋、余家宏、舒宗侨、傅显明、蓝鸿文、陈韵昭、丁淦林等,另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中的突出者成了新闻教育界的后起之秀,如童兵、李良荣、刘建明等,当然还有少数“半路出家”的转行者,此时已“修成正果”,如邱沛煌等,第三阶段的师资队伍变化明显,具有高学历、新知识的人增多,其骨干以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硕士为主,如俞国明、黄升明、丁俊杰、胡正荣、张国良、黄旦、黄瑚、单波、尹鸿、李彬、程曼丽、戴元光、邵培仁、丁柏铨等,加上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洋博士(海归派)郭庆光、熊澄宇、陈卫星、杨伯溆等.在此,要特别提一笔,就是一些洋博士如祝建华、潘忠党、陈韬文等,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是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到大陆举办短期培训班,教授最新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尤其传播研究方法,对中国大陆新闻教育的改革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尤其是具有洋博士学位的师资队伍的形成,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
但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新闻教育的教师队伍还很不理想:一是科班出身的少,“半路出家”的多,尤其是存在严重的文学化倾向.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的一位教师调查后指出:有文学院系办新闻学专业,其教师是从文学专业教师转行而来的,一些没有文学院系的高校办新闻系,其新闻院系便是大学语文教研室的改头换面.这样,教文学或大学语文的老师便摇身一变,成为新闻专业教师.有人估计说,约有六成以上的新闻专业实质是文学专业的翻版,教文学史的改教新闻史,教文学概论的改教新闻学概论,教文学写作或基础写作转教新闻写作.西南大学的这位教师还说,在2000年前后,不少新闻传播院校特别是不少三类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点,一个院、系甚至没有一个新闻科班出身的教师,几乎清一色都是文学专业出身的.由于这些教师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现在半路出家,改教新闻,他们都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新闻理论的学习,不具备较专业的新闻理论知识,同时,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实践历练,对新闻的整个操作程序、操作技法和操作规范几乎完全陌生,因此,他们无论是教新闻史论课,还是教新闻业务课,皆有隔靴搔痒的感觉.[13]
二是海归派还太少,缺少与国际新闻教育对话的足够资格.有人统计,现在大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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