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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具体勾画并分析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育改革举措,从而表明,这些举措有着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为了探索如何构建适应新中国新闻教育的模式和路径.就探索本身看,显然是因应当时整个中国情势,但就其改革举措本身,明显带有复旦的特色,与当时担任系主任的王中有着极大的关系.复旦新闻系1956年的改革,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历史缩影,同时也为中国新闻教育后续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关 键 词】1956年,复旦新闻系,新闻教育,探索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1952年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新闻系面临停办之虞.理由很是简单,据说当时的苏联,办新闻系是党校的专利.“老大哥”榜样在先,依样葫芦自在情理.在此命悬一线之际,时任校长的陈望道急忙出手,腾挪通天术法,求得一粒“九转金丹”――周恩来(一说是毛泽东,今无从考证)一个批复:“复旦新闻系是望老的事业,他要办就让他办吧”[1],复旦新闻濒死又生,于是便成就了今天的八十大寿.
中国大学新闻教育,是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产生并迅速推开,复旦新闻系的创办是1929年,算抓住了第一拨浪潮的尾巴,自然不是最早.但是,自出生后任凭风吹雨打,却始终不倒并健健康康走到今天的,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只此一家.“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八十年的岁月沧桑,说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并不太过.正因如此,重新考察、审视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足迹,也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本文将把目光投射在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异常活跃,对于教学方案、教材编写、学术研究、资料搜集、师资培养等等,多有创造性改革设想和举措.引起我们注意和思索的,不是其最终结果及其产生的影响,而是为何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改革冲动和实践,它对中国的新闻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就大背景看,刚迈入1956年的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处于一种激动和兴奋之中.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2]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3]“向科学进军”,就此拉开序幕.
1月31日,复旦大学校委会通过《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当前要求的决议(草案)》,各系的科学研究工作也相继推进[4].在这一股热潮中,与校内文科其他系科相比,新闻系的表现应该是不差.有一例证,在陈望道校长该年5月份的一个讲话中,点名表扬了新闻系,因为其所召开的科学讨论会次数,在文科中名列前茅,仅次于数学系、化学系和物理系.[5]
“科学研究”的外延很是宽泛,不过在新闻系的多次讨论中,其重点看起来是十分明确的.在1956年制定的《新闻系十二年科学研究工作纲要(草稿)》中,就有着这样的规划:
根据本系缺乏教材的特点,必须把科学研究与教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研究必须为教材建设服务.[6]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9月以前全国共印行新闻学专著468种,内容涵盖了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新闻业务、中外新闻史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黄天鹏等新闻教育名家的力作[7].但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出自“旧新闻教育”的教材,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改革教材,使之适应新中国的需要,是解放后所有高校都需解决的难题.在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指出了建设新教育的三个途径,即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是贯穿建国头三年教育工作的主线.[8]解放初期,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截止1951年,共编译文科教材467种,但这些自编教材仍然大多“脱胎于欧美”,且“大部分是学校油印或铅印的讲义”,[9]不能尽如人意.到了1952年,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以苏为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仿照苏联模式制定了系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编译了教材和讲义.复旦新闻系也不例外,自1954年6月起,依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办学模式修订教学计划,将原有的《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合并为《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一门课[10].除此以外,据复旦新闻系档案,其时还有这样一种教材编制法:先由来自业界的兼职教师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讲课材料,再由专职教师根据苏联大纲的精神编写成教材或大纲.然而,无论是直接编译苏联教材,还是以本土经验按照苏联模式改编,不仅数量十分有限,其质量和适用性都是疑问,课程设置不合理和讲课内容重复的抱怨声此起彼伏[11].
偏偏从1954年开始,全国的高等学校又相继增加了招生人数,并在1955-1956年达到高峰.以复旦新闻系为例,1955年招生人数为120人,比前一年增长两成.若按照当时5年制学制(这也是学习苏联),1956年整个新闻系在读学生至少达到391人[12].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不仅使新闻系倍感师资缺乏(1955年系里新增青年教师11人),[13]解决教材,以规范教学更好培养人才更是迫在眉睫.
仅以此看,新闻系的“科学研究”定位在“为编写教材服务”,实在出于现实教学的压力.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另一背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农业的问题、重工业的问题,乃至冤假错案的问题等等,使中共中央陆续觉察到苏联经验并不完美无缺.同时,随着经济建设不断深入,也暴露出苏联的一些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据悉,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已提出了“以苏为鉴”[14].到了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公开要求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人家的经验,包括苏联的在内,都不可教条主义式的照搬.同时,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或一概排斥,都不是正确的态度[15].这就等于在彻底否定学苏联的“一边倒”的同时,为吸收其他国家的东西打开了一条缝.在这样的氛围中,复旦新闻系的“科学研究”――编写教材,其重要性就不只为应付教材的短缺,而是另有深意.它在1955年底的一份工作规划中这样写道:
新闻系所开各门课均无现成的教材,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曾出版《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二册,系单片文集,尚非系统的教科书,且未中国化,其他各科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因此教材建设为本系的重要工作,教材建设又必须依靠教师的研究工作.[16]
苏联引进的不是教材,且又未“中国化”,其他各科更可怜,是一片空白.那么,复旦新闻系的教材编写,就是要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搭建中国新闻教育课程和内容构架,且看其具体实施计划:
目标:首先通过研究工作建设起以下的教材:
A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及新闻史资料若干册
B新闻学教科书《新闻学基础知识》
C关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性的论文集
D根据选修课程的开设写出若干教本
此后,再在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出版新闻论文集期刊以便吸取全国宣传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的意见以提高教师的科学水平.[17]
这个分两步走的计划,给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中外并包,历史与现状皆备,以史论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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