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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提高新闻教学与科研水平.就其中所透露出的视野、雄心及总体构想,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试图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这,乃是复旦新闻系“科学研究”之内在实质.(二)
计划中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性的论文集”,很快就在1956年3月以《新闻学译丛》的面目出现.
这是一份季刊,32开,铅印,一共出版了5期,总共刊载编译性文章104篇.
在第1期的“编者的说明”中,《译丛》对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
这个“说明”无非是两点:刊物的内容与目的.内容上以苏联及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经验为选择对象,从当时的整个氛围看,是非常自然也是十分正常的,无需置论.问题在于刊物却没有坚守这个立场.这在后面几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尤其到第3期以后,不再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为主,转而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和采访、写作等新闻工作的业务为主了,具体参见下表.
《新闻学译丛》文章内容统计
这种转向也许是1956年中国的一种普遍趋势,比如同样是在1956年,《人民日报》在酝酿改版之前,也曾研究了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而不只是以苏联《真理报》为唯一楷模[18].联系到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那些观点,这样的转向并不令人奇怪.同时从1955年年底开始,复旦图书馆和新闻系资料室新订了一批外文刊物,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以及美国新闻业的专业杂志《编者与出版者》,恰好为之提供了来源.所以,当时国内拓宽视野,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需求,与复旦图书资料的基础,使《译丛》在内容重点的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然而,《译丛》的内容转变绝非是被动跟随.时任系主任的王中就曾对当时所谓的外国新闻事业研究,只是“大骂资本主义”感到十分不解.他反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骂”,认为即便是“骂也要骂得有名堂”.因此,他主张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先从形式上比较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闻业与苏联、中国究竟有什么不同.[19]所以,《译丛》自第三期开始重点放在介绍西方新闻业及其新闻学研究,也不排除这种比较研究的主观动机.
在具体题材上,《新闻学译丛》中最多的是与新闻业务方面相关,此外,还介绍当前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比如英美主要报系的介绍、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业的垄断现状、美国新闻业的道德自律、美国的新闻教育等.还有少数几篇介绍美国、英国的工人日报情况.联系到其“编辑说明”中所设置的目的是作为“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以业务为主显然有其实用性考虑.在这方面,《译丛》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比如从第3期开始,分别将《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这三张报纸的某一天的若干版面依样画下,制成版样陆续刊登出来,其意显然是要为当时接触不到外文报刊或者看不懂外文的读者提供直观的形象和借鉴.当然,业务技能一类,在政治上不如理论敏感,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这,可能也是办刊者的一个考虑.
可是业务的背后必然带有观念,从《译丛》中所涉及的西方新闻业务文章中,就包含了新闻敏感、新闻价值、“倒金字塔”、新闻写作的5W1H、新闻导语、读者调查及其结果等等.在一篇题为《哪些是议论,哪些不是议论》的文章中,甚至有“记者不能在文章里发议论”,客观事实与主观言论分开,要揭示或明确地暗示新闻的来源等等,属于“新闻客观性”的内涵,尽管文章中没有这样提.这一些,在当时的中国显然属于十分超前的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届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曾对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的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解放后三十年间,我们在理论上不提新闻价值,无从谈及概念的表述.只是近两三年来,才出现讨论新闻价值的新局面等.”[20]另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9年间,中国大陆共出版新闻学方面的书籍215种,其中介绍新闻业务的居多,但存在低层次重复的问题,例如,介绍怎样办黑板报的书籍就有15种之多.[21]依照这样的基本状况,我们不难想见,复旦《新闻学译丛》在当时不仅新鲜与前沿,而且具备相当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假若不说是启蒙的话.
借此顺便值得一提,正是这个《新闻学译丛》,首先为中国引入了“MassCommunication”――也就是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众传播”这个术语,起初译成“群众交通机构”[22],后又改为“群众思想交通”[23],并具体解释了其含义:
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工具之一.其它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它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它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之一.
也许正是因了这种开放与不拘一格,《新闻学译丛》看来是受到了新闻业界的大力欢迎,下面就是一个证明:《新闻学译丛》第3期因纸张供应不上而延期出版,当时四川省《新自贡报》得悉后特地写信到复旦新闻系表示愿意支援纸张.[24]《新自贡报》1951年3月创刊,是中共自贡市委的机关报.《译丛》每期的发行量约500―1000本,发行对象主要是全国各省的省报和地委一级的党报,以及兄弟院校的新闻系,而这家地处西南、规模不大的市委机关报竟能看到《新闻译丛》,并且自愿为之排忧解难,其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能忘记,《新闻译丛》出版,是要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教材编写打下资料的基础,因此,在新闻系1957年上半年制定的课程设置规划中,原来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被拆分成“苏共报刊史”和“外国新闻事业”两门课,这一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把西方新闻事业扩展为独立的教学单元.同时在另一个中期规划中,已赫然有出版《外国新闻事业集》的打算,并提出这本集子以“独立短篇论文”为主,“不求系统性”.在其之前的“科学研究”实施方案中曾有“在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出版新闻论文集期刊以便吸取全国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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