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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一朝恢复,大学重新向久旱逢甘霖的学子们敞开了大门.在那一年的三十万考生中,十八岁的张维迎,背着一摞烧饼,从中国西部贫瘠的黄土高坡走到神圣的大学考场.他考一门吃一个烧饼,考完最后一门功课的时候,正好吃完了最后一个烧饼.日后,这个农家娃走进了做梦都梦不到的大学学堂.而十年之后,他又远渡重洋,到英伦半岛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张维迎如今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他因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称他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
2008年12月15日上午,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在央视网全面启动,作为颁奖嘉宾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题板上写下了自己对未来三十年的寄语:中国更辉煌.这位农家子弟,后来的留洋博士,今天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十年来用自己的所学所长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建言立说,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烧饼考生”,从黄土地到北京城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童年时的张维迎“经常饿得眼睛发晕,睡不着觉”.
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个盲人对他母亲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大材料,至少做个县长.目不识丁的父母只当是句吉祥话,在这个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日子的地方,村主任已经是不小的官了,还能出个多大的材料!父母当然料想不到,数十年后,这块黄土地上的百姓常常会对外面来的人骄傲地说:我们这儿出了个大经济学家,就是张维迎啊!
父母虽不识字,但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时常鼓励自己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张维迎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天资聪颖的他上学之后一直是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他常常在课间十分钟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余下的时间就去帮助其他同学学习.同学们为了考试能顺利过关,时常拿玉米饼子之类的东西“贿赂”他,请他给自己辅导功课.缺吃少喝的年代时不时有些“点心”安慰一下饥饿的肚子,张维迎为自己的劳动所得喜不自禁.这样的经历给张维迎童年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但艰难困苦依旧是张维迎童年生活中最深的印象.十三岁那年,身子骨还没长结实的他,为了减轻父母的一些负担,挣点小钱贴补家用,趁暑假到六十华里外的引水工程工地打工,活儿又累又危险.一个月后回来,又黑又瘦、满手血痂的他让母亲心疼得直在背后偷偷抹泪.
高中阶段,张维迎是在离家八十多华里的县城中学度过的.每月张维迎回家一次拿些干粮和生活用品,为了省下八毛钱的车费,他常常是扒煤车、拖拉机加步行走过那几十里的山路.扒拖拉机是张维迎成长岁月里一个深深的记忆,初中的一次经历让他至今难忘:有一次上学的路上,和他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搭乘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大人说情,坐上走了,而他却被人从拖拉机上拉了下来.晚上回家后他伤心地向母亲哭诉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1975年,十六岁的张维迎高中毕业了.刚回到家,就有人慕名登门求贤,公社的另一个村子想请张维迎当民办教员,每月发四十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增加了收入还不用干农活,对父母而言,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是,当时的张维迎一心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尽管父母把铺盖都准备好了,又请人家吃了一顿饭,他还是用眼泪拒绝了父母.
回乡后,张维迎任团支部书记并兼生产队会计.那时的他与乡亲们相比,除了衣兜里多了支记工记账的钢笔,一样要肩扛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一个有志青年的热情渐渐湮没在艰苦的劳作上.
张维迎命运的改变出现在两年后的一个早上.那天,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无意中从喇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张维迎心中一阵激动.恰在这时,一位热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励他报名参加高考.报名的时候,由于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张维迎就接受了这位当年陕西师大毕业的老师的建议――报考文科.这位“烧饼考生”最后被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了.那一年,十八岁的他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许多年后,有人问已是著名经济学家的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考北京大学.他回答,在刚刚走出山旮旯的自己的眼里,省里最有名的西北大学已经很是高不可攀了.但是,张维迎终究与北大有缘.大学四年之后,他终于走进北京大学,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并从此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牛津求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
1984年,张维迎硕士毕业,被分配在国务院体改所从事经济研究.
能分配在这个重要部门,得益于张维迎在研究生阶段不俗的表现.入学不久,他就随导师何炼成到西安参加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会上,初生牛犊的张维迎发表了一通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宏论”,令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内的与会者对他刮目相看.临毕业前,年仅二十五岁的张维迎针对价格问题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又撰写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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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体改所后,张维迎在实践中发现,由于理论知识不够,一些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也让自己困惑.张维迎觉得自己急需出去“充电”.机缘巧合,1987年,张维迎被公派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做访问学生,为期一年.
来到牛津,张维迎蓦然发现,原来的自己以往看到的不过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在牛津这所世界名校,他接触到许多新知识.按计划,他的主要学业是学习经济政策分析,但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主动要求只学微观经济学,为的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以致用.
张维迎知道自己的经济学基础还不够好,需要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牛津回国.幸运的是,1990年9月,张维迎终于得以再次赴英,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牛津大学,张维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唐纳德海,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上.为此,他选择了难度相对更大的Bycourse(授课式)――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他认为,只有这个方式才能全面地掌握经济学的各门核心课程,同时熟悉各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当然,这样的选择要吃更多的苦.但这正是张维迎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难而进.
在英国留学的五年时间里,学习认真刻苦的张维迎表现极佳,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LionelRobbing纪念奖学金.该奖是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两年只有一次,每次仅授一名.
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他考虑到国内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是企业改革问题,就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撰写了博士论文《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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