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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学方面论文例文,与梅光迪与胡适:诤友到对手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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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和胡先、吴宓诸位教授办了一份杂志《学衡》,与胡适积极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唱对台戏.论战的结果自然无损于新文化与新文学前行的脚步,《学衡》一帮人从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诟名.而事实上,《学衡》主将梅光迪与新文化主将胡适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历程的.
亦师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觐庄.梅氏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清代出了数学家梅文鼎.其祖上数代务农,至其父梅藻一辈始亲诗书,膝下有三子,梅光迪为长子.十二岁前,梅光迪在家乡受教于父亲梅藻,读完四书五经.据说梅光迪天资聪慧,能够过目成诵,精于制艺文字,十一岁考中秀才,被乡人视为神童.家族的荣耀、旧学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对梅光迪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关系.继承了徽州人闯荡天下的传统,梅光迪年纪轻轻就出门求学,先后在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
1909年秋天,胡适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绍庭,而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识.1910年仲夏,胡适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梅光迪也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考试.两人恰巧乘坐同一条船,彼此相见,真是惊喜过望.这段本来枯燥漫长的旅行,却因为两个年轻人的邂逅而充满愉快的气氛.两人促膝长谈,彻夜不眠,畅谈乡情、理想、抱负,越谈越投机,真正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到了北京,胡适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时不见胡适则心情郁闷.这为他们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础.
胡适赴美留学临行前,让梅光迪“一言相赠”,梅光迪不仅在赠言中表达了对时局之忧患、报国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励胡适努力学习,施展抱负,“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勉励,交流思想情感.胡适初到美国,是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兴趣广泛的胡适对人文的学习与研究依然浓厚,这和本来就致力人文学习与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与话题.
1911年8月15日,胡适从北京清华学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来美学习的消息,在日记里用“狂喜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过,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学,两人平时难以相见,只有书信频传.
胡适乐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乡之谊之外,更多的是两人在文化领域的兴趣与思考有共同语言.梅光迪旧学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时有见地,并直言不讳,使人真诚有益.有一段时间,胡适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学读书,因遭到梅光迪的断然反对而放弃.而梅光迪敬佩胡适的才气与活力.总之,彼此之间,倾心相对,亦师亦友,堪称佳话.怪不得梅光迪不无自得地给胡适写信说:“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鼓励胡适弃农从文.胡适去美学农,梅光迪觉得不合适,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鼓励胡适不要放弃人文的学习.后来,在是否真正改换专业的问题上,胡适依然主意不定,就写信与梅光迪商讨,他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同寄给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态,极其赞成,他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选择专业应该“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这终于使胡适做下了一生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如此,梅光迪还鼓励与规划了胡适文科学习的发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读到这样的文字,胡适真的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远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进了胡适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胡适从事文学革命思考与尝试之前,这是胡适专业学习的主要领域.而梅光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文化理想,对于国学的探讨成为一段时间两人频繁通信的主要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用心用力,丰富而深入.
不过,在文化立场与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国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学贯中西,去除“谬说”,回到原典,而胡适认为
英文文学方面论文例文
渐行渐远
1913年9月,胡适转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倾谈国事、家事、身边事,亲密无间.其间,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亲人,经济拮据,在人事处理和学业操作上依然没有理出很好的头绪.他的收获之一,是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而胡适则依然活跃而忙碌,他办《科学》杂志,到处演讲、调研,风头正健.
1914年7月18日,诸友成立“读书会”,约定每周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聚论,人数不多,梅光迪也在列.这段时间,胡适写诗的兴致越发浓厚,且开始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感受,这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胡适后来致力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1915年,“文学科学研究部”成立,胡适的研究论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学也应该改革.讨论中,梅光迪一开始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给胡适留下了“最守旧”的印象.不过,胡适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说,积极鼓动,认为文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学们不容坐视,希望梅光迪等同学立志“文学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同学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这反而激发了胡适独自挑战的志气与勇气.
经过讨论,胡适决定从诗歌革命入手解决文学革命的问题.他首先提出的观念是:“作诗如作文.”对此,梅光迪不以为然,并断言“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已分道而驰”.
在胡适1917年归国前的这段时间,梅光迪和胡适就诗歌改革问题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也显示出双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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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梅光迪虽也认为“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但是,他始终坚持诗歌白话化绝不可行.他认为文化清理工作已经够乱了,激进的做法只会有害无益.他希望胡适致力于思想与学问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诗歌改革,瞎折腾.执著而耐心的胡适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继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应该用白话替代古文.胡适显然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考察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1916年7月8日,同学相聚交游,引发一场笔战.在任叔永与胡适写诗、论诗的过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颇为不服的任叔永一边.他认为胡适的想法与做法“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于艺术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适似乎坚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不去尝试与实施,只限于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是不行的.胡适为了说服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送给梅光迪.这一次,梅光迪带有嘲讽的语气回敬他:“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毫健哉！”
终成对手
应该说,1915年是梅胡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分水岭.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大异不仅使双方渐行渐远,而且沟通与交流有时难免存在意气.面对梅光迪的顽固,胡适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认为梅光迪在治学上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过梅光迪并没有虚心接受,而是针锋相对.到最后,胡适虽依然保持双方友好的交往关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1916年10月,梅光迪给胡适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继续挑战胡适.胡适借口生病,没有及时回复.其实,这时胡适已经将自己的思想汇聚成篇,并于10月写信给了陈独秀.直到1917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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