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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与他们相识.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所力主的刘向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顿时,钱穆引起了胡适、顾颉刚等北平学术界名流的广泛注意.当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致函钱穆:“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这位江苏乡间教师在1930年一举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为美国的“中国通”司徒雷登,他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钱穆应邀出席.司徒雷登询问新来的教师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直言道:“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司徒雷登很重视钱穆的意见,专门召集校务会议加以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园中有一湖未名,众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名字都觉得不合适,钱穆建议就叫“未名湖”,得到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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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来到北平的次年,即1931年,顾颉刚又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致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等我想他(引者注:指钱穆)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亦看重钱穆.就这样,钱穆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北胡南钱”之誉鹊起
顾颉刚致胡适函中提及的钱穆新著《诸子系年》,即《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推崇.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胡适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从此钱穆进入国学研究精英之列,除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还兼课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钱穆的讲课如同演讲,生动而富有创见.讲得高兴时,往往庄谐并作,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据称,钱穆“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一时间,“北胡(适)南钱(穆)”之誉鹊起.钱穆与胡适有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在学术上则展开争鸣.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他们仨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位学生以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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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钱穆,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可贵的是,在抗战的动荡岁月,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的岩泉下寺,独居小楼一年,写成名著《国史大纲》.在《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在引论中开宗明义指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正是以这种“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由于傅斯年与钱穆在学术见解上相左,未聘钱穆出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春,钱穆应家乡江南大学之邀,担任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钱穆在家乡只工作了一年.1949年春,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聘,钱穆南下广州任教.钱穆所以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时刻选择了离开家乡南下,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到了广州两个月之后,钱穆又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1949年中国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兵败如山倒.8月14日新华社发表出自毛泽东笔下的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内中点了钱穆的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对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从此,胡适、傅斯年、钱穆在中国大陆被称为“三大反动文人”.不过钱穆对此觉得不可理解,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被称为“反动文人”还算有其缘由,而钱穆只是一介书生而已.正因为这样,1950年秋,钱穆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尤其是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钱穆知道是毛泽东点了他的名,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礼遇钱穆
1950年,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任院长.新亚书院的早期学生余英时,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内地,香港的极左派也闻风起舞,制造动乱.作为“三大反动文人”之一的钱穆,在香港感到动荡与不安.就在这时,蒋介石亲自邀请钱穆赴台安居.于是钱穆夫妇在1967年10月从香港移居台湾.蒋介石令蒋经国拜钱穆为师,学习国学.
钱穆先是暂住在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不久租居于台北金山街,与此同时着手在台北自建住房.当时钱穆夫人胡美琦抛掉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股票,以这笔钱作为在台北的建房款.钱穆夫妇踏勘台北各处,选中翠林幽谷的外双溪.钱穆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房屋设计图.
此事被蒋经国得知,从钱穆夫人胡美琦那里索去图纸,说是“老师不必费心”,由他交给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在蒋经国督办之下,小楼很快就在外双溪建成,没收钱穆一分钱,虽说钱穆夫妇已经准备好建房款.
这幢小楼,就是素书楼.1968年7月,钱穆喜迁新居,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在素书楼住了二十三年,过着舒适、平静的晚年生活.“素书楼”也是钱穆晚年写作、讲学的场所.钱穆在这里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钱穆万万没有想到,风云变幻,世事沧桑,素书楼后来竟然成了钱穆“非法侵占公产”的“罪证”,闹出一场震惊台湾的风波等
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去世,民进党在台湾崛起.当时民进党作为在野党,千方百计攻击执政的国民党.尽管钱穆本人晚年埋头书斋,并不过问台湾政治,但是这位国学大师毕竟是蒋氏父子“礼贤下士”的象征性人物,素书楼是蒋氏父子优待“海归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厚礼,于是钱穆和素书楼也就成了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目标.
这一攻击的导火线,是从钱穆的长女钱易赴台探亲开始的.
1929年钱穆与张一贯女士结婚之后,从1931年至1940年先后有四子二女出生,其中第四子早夭,三个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两个女儿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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