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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辉(晦)均在大陆逐渐长大成人.在钱穆来到台北之后,苦于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无法与大陆子女相聚,钱穆只得从台湾前往香港,在那里与子女相见.1981年,钱穆赴香港会晤他多年未见的侄子钱伟长,而当时钱伟长的秘书正是钱穆长女钱易,这是钱穆在告别大陆之后第一次见到长女,非常兴奋.从那以后,钱穆的大陆子女陆续前往香港,与钱穆在香港晤会,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钱穆盼望子女能够赴台.尤其是钱穆晚年有过几次轻微中风,而且视力渐衰,行动不便,很希望子女能够来台相聚.
终于在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之后,台湾当局又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虽说最初规定的条件相当严苛,从大陆直接赴台的手续相当烦琐.当时钱穆的长女钱易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从“第三地”前往台湾探亲,获得台湾当局批准.当长女钱易来到素书楼,钱穆感到莫大的宽慰和欣喜.
钱易于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10月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81年至1983年,钱易作为副教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任访问学者.1987年出版专著《水污染及其防治》.1988年至1989年在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任访问教授.从1992年起多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先后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七届执委,全国妇联第八届副主席.曾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讲学,担任国际科学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
民进党把炮口对准了钱易.民进党中常委陈水扁发难,称钱易在入台时,“隐瞒”了曾经是共青团员的身份.紧接着,民进党又进一步“揭发”,称钱易是中共党员,曾经在大陆的“叛乱组织”（那时候台湾把大陆的政协划为“叛乱组织”）任职.于是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1988年底,台湾“高检署”对民进党对钱穆的控告处以不起诉的决定,但是钱易只能马上离开台湾.钱穆痛心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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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书楼风波”中郁闷离世
“钱易风波”刚刚过去,“素书楼风波”接踵而至,民进党继续炮轰钱穆.1989年,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周伯伦,指称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非法占用市产”.在民进党党内,流传着所谓“一长二仁三伯伦”,即谢长廷、丘义仁与周伯伦,被并称为民进党内“最聪明的三颗脑袋”.周伯伦这颗民进党内“最聪明”的“脑袋”之一,在台北市议会中提出,钱穆所住素书楼是公共财产.经他调查,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现在属于台北市政府的“市产”.两蒋的“威权时代”早已经过去,钱穆不能再依仗国民党的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钱穆必须迁出素书楼.
这时已经成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马上跟进,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府收回素书楼.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总统”李登辉对“素书楼风波”装聋作哑,保持沉默.
不过,就连周伯伦、陈水扁也明白,逼迫已经九旬高龄、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代大师钱穆搬出素书楼,虽然可以用来攻击国民党,但是弄得不好会激起民愤,因为谁都知道这并非钱穆“非法霸占”,是蒋介石、蒋经国的特意安排,何况当时钱穆已经准备了建房之款.于是,周伯伦、陈水扁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在钱穆搬出素书楼之后,把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
钱穆得知之后,叹道：“我活着不让我住,我还没有死就要建纪念馆?”
面对周伯伦、陈水扁的猛烈攻击,钱穆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毅然决定迁出素书楼.1990年6月1日,已经双目失明的九十五岁的钱穆搬出已经住了二十七年的素书楼,在台北市杭州南路辟屋居住.
三个月后,心情郁闷的钱穆于1990年8月30日风雨交加的早晨病逝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钱穆的去世,引发台湾社会对于周伯伦、陈水扁的强烈谴责.钱穆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为钱穆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根据钱穆遗愿,1991年1月,钱穆夫人胡美琦把钱穆骨灰归葬于苏州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穆终于回到了故土.
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素书楼事件”始终是他无法遮掩的诟病.当“钱穆纪念馆”在素书楼开幕时,作为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在讲话中表示了对钱穆的道歉.陈水扁的原话如下：
今天我特别指定要来钱穆宾老纪念馆素书楼,以吊唁这一位“一代儒宗”,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向我们宾老说一声：“宾老不死,不是隐入历史,而是活在历史.”所以向他献花、致意,在心里我是这样来默祷,我是亲自来向宾老表达歉意和说声“对不起”.政府,特别是台北市政府,在过去做得不够,也许是由于一些杂音和压力,忽略了对一代儒宗所应该要有的特别的礼遇,我一直觉得当初让我们的宾老迁出素书楼搬到杭州南路的住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离开我们,并且在八十一年（注：即1992年）归葬中国大陆的江苏太湖之滨,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宜,但是这样的事实终究还是发生了.现在我有机会担任台北市行政首长的工作,我唯一能做的、应该做的、最想做的就是今天特地来宾老的铜像面前来跟他致歉,来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希望未来类似事情的处理一定要非常审慎.
2010年8月30日,为了纪念钱穆先生去世二十周年,国民党主席、“总统”马英九来到素书楼,表示对钱穆先生的敬意.马英九说,他以饮水思源、追念大师的心情来参加追思会,但也很感慨；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来台,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二十余年的素书楼,以至于在搬迁后三个月辞世.对此,马英九引用《论语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来描述钱穆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义的对待.他说,这段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正在医院养病、八十二岁的胡美琦女士也在追思会上说,二十年来常想起先生去世前写的一副春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她说,“这句话正是我此刻心境”.
我在素书楼参观良久,离去时遥望这座山坡上的小楼,不由得感叹,素书楼的命运,正是台湾政局风风雨雨的缩影；而钱穆的一生,从成名于大陆到晚年居台湾,到遗骨重返故土,则正是海峡两岸政局风风雨雨的见证.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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