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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胶州县、滕县、历城县、阳信县、惠民县、临朐县、临清县、昌邑县、安丘县、临淄县等其次是直隶：河间县、邯郸县、盅津县、天津县、文安县、东光县、曲阳县、阜城县、宛清县、衡水县等
另外是占少数的一些,来自江苏沛县和甘泉县、河南武安县、奉天锦州营口以及湖北汉阳县等地的工人.
这些人的名字大多带着晚清和民国的味道,看得出起名时候的反复斟酌――与对华工群氓状态的想象形成明显的反差.1917年前后,李秀云、顾杏卿和孙干先后到达努瓦耶勒.在这里,顾杏卿所在的队伍经过长途跋涉后再次接受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患有沙眼、耳腺炎、肺症等疾病的人被送往英国政府在当地为华工特设的大医院诊治,治病期间没有工资.其余华工重新编队,每队500人,派军官5人,下士12人统帅,并配备两名译员.
被分队的华工再次经历与亲朋分离的痛苦,很多结伴而来的华工被强行分开,归入不同的队伍里.而住进医院的工人见识了这里的疯人院――一百多人因为炮火与死亡的惊吓,以及过度思乡导致的精神失常,被像囚犯一样地关在这座疯人院.
孙干的队伍是在1917年9月27日一个阴雨连绵的夜里到达努瓦耶勒的.为防止成为敌人空袭的目标,按照规定,队伍夜里不允许点灯,初来乍到的孙干对努瓦耶勒只有一个印象：泥泞不堪.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被编队,挑选技术工匠,接受饮食与安全方面的告诫.一个星期后,他们被分发了足够两天的粮食,辎重出营跋涉去战场―艰苦工作开始了.
而顾杏卿的队伍一直等了两个星期才接到出发开工的命令.在工人队伍中充当议员的顾杏卿把上级通知告诉各个工头,由工头通知工人.“各工人闻信之下莫不喜形于色,静极思勤,人同此情也.”（《欧战工作回忆录》）
劳动合同规定华工不上前线,然而后方同样充满危险.工人开心地出发了,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100年后的这片墓地记录了这一千九百多位华工的名字、籍贯和死亡日期,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细节.院墙壁龛的留言簿上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对他们的悼念,这些悼念使用各种语言,当然,也包括汉语,虽然不多,但让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来这里探望他们的华人.
西线后方的华工
华工们开始工作了,刚到后方,他们便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时至一马路旁,见德人尸体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脑白血红,淋漓遍地.吾侪至此,天将昏黑,遂下车而择一尸体较少之地而宿也.是时也,同工之人莫不气象愁惨,急忙支搭帐棚,仓皇欲睡.不遑复谋其饮食矣.（孙干《欧战华工记》）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的弗兰德斯战地博物馆,我看到这样一组照片：德军侵略比利时领土的第一天,比利时东部小镇沃特姆阵亡了22名比利时士兵和11名德国士兵.第二天,他们的尸体由本地神父收拾,并拍照以便战后确定身份.照片的底片后来赠予了法兰德斯战争博物馆.叼着烟斗的人站在画面中间,左右两手各自抓住死者的头发,在镜头前摆好姿势.几十张相同类型的照片摆放在黑色的展示厅里.活人的面孔有的显示着骄傲,有的无动于衷,有的还在跟旁边的人聊着天.而被攥在手里的两具尸体面目狰狞,有的嘴巴被炸烂了,有的眼睛流着血,即使最祥和的面相也散发着阵阵寒气.
从博物馆出来的那一天,我的胃一直翻腾不止,到了晚上都无法对食物产生兴趣,甚至还感觉到隐隐的胃痛――这确实让我对100年前华工们的处境有了更多切身体会.
按照合同规定,工人们需要每天工作10个小时,除了春节、中秋等日子,他们没有休息日,一周工作七天.来到战场的工人们发现,他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战争期间,他们要搬运物料、挖掘战壕、运输粮食、掩埋尸体.虽然没有直接投入战斗,这种工作同样充满了危险.华工往往会成为德军炮弹和飞机轰炸的对象.有的时候,他们要走到部队前面的枪林弹雨中挖掘战壕,战壕挖好后,英法部队才与华工交换前线的位置.这期间,饥饿与劳累加上阴雨连绵的恶劣天气,华工病倒的很多.战后,大批部队撤离,华工们要留下来继续清理战场,排除炸弹,将战时匆匆掩埋的尸体挖出来重新安葬――那是一项更加沉重的工作.
工人们还要为自己的无知与好奇付出代价.有一回,几个工人在清理战场上的氯气弹时,对其构造发生了兴趣,想要将其螺栓取下一看究竟,百般禁止不听,这几个工人终于偷偷拿石头把炮弹砸破,氯气泄露,一人立即扑倒在地,其他人丧失了视力.另有一回,工人们吃饭的时候扔炮弹嬉戏,结果炮弹坠地爆炸,三人被炸伤.再有一回,因为天气寒冷,有工人把火药箱拿到自己帐篷里点火取暖,结果药箱爆炸,帐篷夷为平地,工人也被轰死等
1919年,比利时人康拉德杜莫林的祖母结束了她在法国逃难的日子.康拉德是我们的导游,年轻时是一名职业军人,曾长期在中东那些战火频仍的地区服役.他告诉我,一战期间,拥有760万人口的比利时大约有150万人在外逃难.
回到伊普尔的康拉德的外祖母第一次见到了这些黄皮肤的、眼睛仿佛半梦半醒的来自中国的工人.直到晚年,她还时常对杜莫林讲起这些印象.
一位比利时的小镇牧师也记录下了他的最初印象：“他们好怪异,举止孩子气,不如我们十、十一岁的孩子守规矩.他们最喜欢在商店橱窗前――尤其是糖果店和水果店――张嘴呆看.如果看中什么,他们便十几个人同时蜂拥进店,打听每个物品的价格.当他们决定购买时便表现得格外多疑,总觉得别人要骗他们.”
另一位叫考米克的上尉写到：“他们挑水的时候不是走,而是进入一种小跑快步状态,我听说这样能够让他们觉得减轻负担.一个中国佬挑水的欢快景象：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小跑,总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这些帮助比利时人重整家园的中国劳工带给他们的最初感觉是惊奇和感激.
然而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了.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各异,华工与当地人的交流极少,华工队伍中因赌博、酗酒和偷盗等引起的丑闻加深了对方的误解和自身的恶名,文化上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华工的领导们难以忍受这些爱吃大蒜、随地吐痰、衣衫不整、目无法纪的黄皮肤属下.冲突时不时会发生,而往往受罚的总是这些无法为自己辩解的华工.
1917年在华工队伍中传阅的《华工杂志》刊登过一篇华工对自己人的倡议,其中有几条是这样的：“少吃些生蒜生葱头等物以免口气臭秽令人生厌.”“勿吐痰于室内.勿以空手擤鼻涕.要携带手帕子.”“勿开口便骂爹娘以存和气.”“勿随地大小便.大便时尤要将厕门关上.”等可见华工队伍中不文明的现象确实很严重.
酗酒之风严重起来.与此相应地,贩卖私酒的小营生萌芽.有少数人把好衣服盗卖,故意穿着破烂的旧衣服来向雇主索要新衣.还有一些人,到当地人家顺手牵羊,要酒喝,偷摘人家树上的果子等
本地人的某些作奸犯科的行为也被嫁祸于无法自我辩护的华工.那时候,当地人对华工的称呼是“清”,这个词带着一些贬义色彩.后来,这个称呼甚至被经常拿来恐吓不听话的小孩子.“不要跟中国人讲话.”是当地人经常拿来命令小孩子的话.对于华工,还有一个更书面一点的称谓――coolie,这个来源于印地-乌尔都语的词在中文中被贴切地翻译为“苦力”.
康拉德小时候还能听到这些关于“清”的传闻,他对于华工们给当时的比利时人留下这种印象感到难过.事实上,在今天的弗兰德斯,比利时人对于华工的感激和怀念远远大于埋怨.以伊普尔为例,一战期间,这个城市被战火炸成一片瓦砾,居民四处流散,多亏了这些吃苦耐劳的华工的辛勤支援,城市才得以重建.
许多正面的印象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比如当华工看到落魄不堪的德国战俘时,这些自己都饿肚子的华工会把自己的水和食物偷偷分给向他们乞讨的战俘,英国军官的禁令也未能阻止这种充满博爱、出自本能的同情心.
在法国和比利时,一些关于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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