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类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李克强和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那班人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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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律系1977级学生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武树臣毕业时曾约定,合写一本有关“法律文化”的书.这个约定一直没能实现.
1982年毕业时,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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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唯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郭明瑞最晚报到.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他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就在备考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女友约定互相不看望对方,仅有的一次,是女友带了一瓶四块多钱的炼乳和猪肝,“说是给我增加点儿营养.”回忆往事,武树臣脸上还有幸福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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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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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上大学!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近代中国受尽屈辱等我们国家的富强必须靠知识!”――1977年10月汨罗县高考考场上,在“心中有话向党说”的命题作文里,姜明安恨不得写尽他十年的苦盼.
1978年初的某一天,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锹.之前,何勤华曾因干重活导致肝脏肥大,失去了参军机会,他不想与大学失之交臂.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在父母眼里,就是不考大学,“前程也很光明”.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1978年2月28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他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现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中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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