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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经典的颠覆和叙述方式的更新:中国目录学史新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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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一批经典书目的确定和诠释而实现对目录学史诸现象之分析、归纳与描述的.对什么是“经典”的重新认定可以获得不同的目录学史叙述对象,而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可以获得不同的叙述结果.这两者彼此促进,势必对目录学史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呈现出迥别于往昔的目录学史样式.
〔关 键 词〕书目经典叙述方式目录学史
〔分类号〕G257
TheOvertureoftheClassicsandRenewalofDescriptiveMethod:ANewTheoryintheResearchofChineseBibliographicalHistory
FuRongxian
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Center,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150080
〔Abstract〕Onacertainmeaning,theresearchofChineseancientbibliographicalhistoryistorealizetheanalysis,inductionanddescriptionofallkindsofthephenomenabydefiningandexplainingabatchofclassics.Wecanacquiredifferentdescriptiveobjectsofthebibliographicalhistoryifwedefinetheclassicsafresh,andalsocanacquiredifferentdescriptiveresultsifweexplaintheclassicsafresh.Thesetwoaspectshelpeachotherforward,certainlyinfluencethefeatureofthebibliographicalhistoryradicallyandmakethebibliographicalhistoryanentirelydifferentstyle.
〔Keywords〕bibliographicalclassicsdescriptivemethodbibliographicalhistory
自1928年容肇祖先生《中国目录学大纲》问世以来,以“中国目录学”或类似的名称为主题词的文献约有30余种,它们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历史现象为职志的目录学史专著.这批文献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揭示我国目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并侧重于对历代书目著作和目录学家的罗列以及相关材料的比排,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挖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在史料的处理上,一般都是以著名目录学家及其经典书目著作为主线,按时间顺序建构的.然而,古代书目约计“有三百余种,而实际数量当不止此”[1].哪些书目堪称“经典”?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目录学史的坐标体系,从而也决定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目录学史著作的基本构架.这其中,虽然有对某些经典定位的商榷,诸如“《隋志》不是四部分类法的奠基之作,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才是”,但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论著基本都是围绕认定和诠释一批经典书目而谋篇行文的,并没有摆脱经典定位本身在目录学史叙述中坚如磐石的地位.因此,对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的褒贬,就可以归结和简化为对它们各自之经典认定和诠释方式的评骘.相应地,对经典的重新认定和重新诠释,势必对目录学史研究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经典书目的重新认定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等经典书目为主线,探勘目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是几乎所有目录学史著作的不变范式,这种近乎模式化的认定必然导致大量目录学史实的流失.胡适先生指出:“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2].遗撼的是,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似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太整齐的系统”.例如,对清代《四库总目》的经典化确认几乎是一致的.而当《四库总目》被确定为经典之后,其他同时期的书目遂“堕落为”这一高峰的铺垫与余波.其直接结果是,清代非经典的众多私家目录的地位被低估了.事实上,乾隆虽坚持四分法“实古今不易之法”[3],然而官修的《四库总目》并不具有“书同文、车同轨”式的律定性.对《总目》经典性的适度颠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清代私家书目在体裁、藏书、著录、解题诸方面的个性特征.如《云楼书目》、《读书敏求记》、《孝慈堂书目》、《孙氏祠堂书目》等不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但以礼乐、字书、金石等名词为类名,这就打破了传统四分法的隶属关系(如经部是易、书等的上位类),将众多类名作非等级结构的单向度铺排,实有主题分类的雏形.这批书目集中出现在明末清初,它表明建立在隶属关系基础上的“分类”并不是明末清初之际的文献的唯一组织形式.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先贤对文献信息的组织方式.显见,基于《四库总目》经典判断而带来的叙述方式,妨碍了明末清初之际的目录学史在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意义上展开.而消解“经典”有助于把握全局,让一元论叙述所遮蔽的历史重新得到认识,让边缘的历史记忆重新闪亮,让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链条重新连接从而弥合断裂的思想线索.只有进行全局性的充分研究,才能够真正建构出有机的和更具份量的目录学史.
事实上,所有的“经典”都是人为确定的,对它们的认可并非不可移易.历史上,“经典”所遭遇的“危机”并不鲜见.如隋许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序,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4].可见,《七林》的每一个部类前面都有一篇总序,每一种著录文献之下又有解题,其成就应在《七志》、《七录》之上.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充其量只能算作“名著”,而远非经典,以致《隋志》等后世书目皆不著录.一旦打破某些书目的经典地位,就能够建构出立体化、多元化的目录学史坐标体系,从而获得崭新的目录学史的叙述对象,得出迥别往昔的结论.目前的工作似可从下述两个方面着手.
1.1应重视新史料的整理与发现
应该说,像《汉志》、《隋志》、《四库总目》这样的经典,其备受关注自有其历史的、合理的学术理由.但必须承认,我们对经典的认定其实跟文本的可获得性有关.设想如果班固当年没有“删其要,以备篇籍”,以《七略》为蓝本删削为一卷本的《汉志》,后人也许永远见不到《七略》的概貌,对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描述可能就会是另一副面貌.同样,如果“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有说焉”(郑樵语)的66卷本《崇文总目》存留于世,后人对作为目录学家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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