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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29年、1933年、1936年中华图协召开了三次年会商讨及促进图书馆发展之工作.1947年7月,在其积极努下,教育部举行留美学生考试,设图书馆学名额,录取公费生2名,自费生若干名,图书馆学公费委派生尚属首次.在图书馆理论学术期刊方面,1925年6月30日,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随后又创办了《图书馆学季刊》.在协会的提倡下,地方图书馆协会也创办了大量的馆刊、会报,先后出版了《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国算学联合目录》、《古逸书录丛辑》等.组织对各地图书馆、民教馆、书店、期刊、善本以及版片等7项调查,发表了《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中文期刊生卒调查表》；并关注图书馆经费的财政支持,推动《图书馆规程》的修正与完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加强图书馆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邀请国外图书馆学专家来华访问讲学,也踏出国门参加图书馆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如国际图书馆会议及美国图书馆协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926年),第一、二届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大会(1929年、1935年),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走过了24年不辱使命的光辉历程.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图书馆卷认为1925年,中华图协成立,次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1925年后,“新图书馆运动”掀起了第二个高潮,由于有庚子赔款退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这一明确目标,有众多的图书馆学家参加,范围又是全国性的,故1925年的高潮更像一场“运动”.

2.2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标志“新图书馆运动”的理性自觉

1925年6月2日,在中华图协成立会上,梁启超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协会的董事部部长,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辞.其演说辞着重指出：①以“读者”和“读物”来分析对比中美两国民众知识层次对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供给和需求.“美国几乎全国人都识字,而且都有点读书兴味,所以群众图书馆的读者满街皆是,因为群众既已有此需求”,而现时的中国“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②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③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图书馆学在现代已成一种专门科学,然而国内有深造研究的人依然很缺乏,管理人才都还没有,而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这些钱不是白费吗所以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培养之法”.④“因为若要多设,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惊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

20世纪初年,图书馆办馆经费支绌,如京师图书馆,民国以前未有预算,所有费用均由学部请领,每月不过千余两.民国初,每月约支3000―4000元,民国六年,始定预算每月5000元,财政支绌未能如期请领,拖欠到民国十七年七月以后,仅领到维持费每月1500元.民国十八年三月,确定预算每年50000元,合并后,经费全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承担才有了比较稳定的脚落.在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方面,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科(及继后的武昌文华图专),民国十六年以前毕业人数仅37人(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误为25人).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自创办至1947年止,26载共计毕业学生460余人.文华图专、中华图协讲习班以及金陵大学、大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学科人才的培养远不能满足图书馆发展和普及的需要.可以说,梁启超先生的演说辞是在充分考察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下,对“新图书馆运动”可持续发展、推向运动高潮的理性思考.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和梁启超先生的演说辞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由自发步入自觉时代,表明近代中国图书馆人在多年的图书馆普及推广中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道路.1929年,沈祖荣先生出席罗马国际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大会,考察了欧洲8国的图书馆事业,这位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说是发起者),更加坚定地选择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道路.1933年,他在《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季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图书馆,应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性,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采取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中国的图书馆学”不意味着“新图书馆运动”的结束,也不是“新图书馆运动结束的直接诱因”更没有“因为自1925年后,我图书馆发展的理念与态度上有了重大的转变”.

1925年后,民国政府(北洋及南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华图协一直致力于建设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就在演说发表后的6年里(民国二十一年止),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县立图书馆普及运动.据笔者对第一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全国普通图书馆903所,专门图书馆58所,民众图书馆575所,社会教育机构附设图书馆331所,机关团体图书馆107所,书报处259所,学校图书馆694所,私家藏书楼8所.其中,广东省399所,河南省305所,江苏省281所,山东省271所,浙江省250所,湖南省176所,河北省155所,云南省150所,福建省113所.而大部分县立图书馆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1932年后,民国政府及教育部通过多年全国性图书馆普及的探索经验,认为走英美图书馆普及模式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进而转向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大部分不具备办馆条件的通俗图书馆撤并为民教馆图书阅览部(室).这一社会现实状况,正契合了梁启超先生在演说辞里最为关切的问题.根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之统计,省县单独设置之图书馆1502所,民众教育馆图书部990所,学校图书馆2542所,机关、社团附属设图书馆162所,合计5196所.全国图书馆数量并没有减少,质量却大有提高,持续近20余年的新图书馆运动成绩斐然.1937年7月,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期间图书馆舍及及藏书遭受的摧残无可估计.据对战后的统计(1947年),省县单独设置之图书馆418所,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部(室)716所,学校图书馆1492所,机关、社团附属设图书馆76所,合计2702所.虽然新图书馆运动至此结束,但是运动精神却一直高昂存在.抗战期间,中国图书馆人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将永远铭刻于中国图书馆史册.

3　新图书馆运动的启示

清末民初,由外国帝国主义疯狂的殖民入侵和殖民掠夺,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深重灾难.在这民族危亡之秋,中华仁人志士以共同的民族价值目标和理想信念,用各自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法则开始了持续百年的民族自救、民族图强的艰辛历程.中国近代“新图书馆运动”就是部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本着教育救国,振兴民族,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图书馆事业而书写出的文化新篇章,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有益启示：

开放性与民族性结合,新图书馆运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过程,汲纳了近代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核心精神和办馆理念,确立了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发展方向.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人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特性,开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

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新图书馆运动构建了近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但是运动中的图书馆人更注重图书馆的普及推广之实践.因而,不仅有图书馆的宣传、理论运动,而且还有全国性的新图书馆普及建设运动.这表明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既需要政府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