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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为图书馆学引入正规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开端.回顾芝加哥学派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并追溯我国图书馆学界实证研究的历程,指出我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遗憾地错过芝加哥学派科学的改造,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最后,呼唤以科学的研究规范为基础,深入开展我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实证研究　研究规范定量研究实证图书馆学

[分类号]G250

芝加哥学派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独树一帜,挑战了杜威的经验图书馆学,开创了图书馆学实证研究范式,由此形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一次理论革命.其目标是反对图书馆职业队伍中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学术传统,以期树立起以科学方法为支柱的科学研究之风.虽然芝加哥学派作为一种学术运动随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GraduateLibrarySchool,GLS)的关闭而偃旗息鼓,但其倡导的实证研究并未就此结束,反而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生根发芽.但中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多次错过了芝加哥学派的科学的改造,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研究时又发生了“误读”,造成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偏向宏观、抽象、思辨的理论研究,致使中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存在“先天不足”的缺憾.GLS为世界图书馆学播下实证研究的种子已80周年,中国图书馆学也日益融入世界,今天仍有必要回顾芝加哥学派实证主义研究思想,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实证研究经验,以引领中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成长.

1　芝加哥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

1.1　芝加哥学派起源

1928年,世界上首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学院”GLS在芝加哥大学成立.学院聘请了具有丰富学术研究经验的其他学科的教授,他们借鉴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和思辨方法,从历史、文化、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开始对实用主义图书馆学进行改造.由此开创出新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1.2　芝加哥学派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芝加哥学派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出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范式.其从图书馆外部视角选择和社会紧密联系的研究课题,并采用内容分析、田野调查、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量化分析图书馆学问题.其早期代表人物韦普尔斯(Wapls)、到伯埃尔森(Berelson)、巴特勒(Butler)等都是“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积极倡导者,对图书馆问题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证和经验研究,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普尔斯深感确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对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至关重要,为此开设了一门有关研究方法的专题讨论课程,他在此课程中主张“对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集体讨论”,通过对学生的实际经验训练使其掌握实证研究的知识和技能.韦普尔斯的研究成果把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所代表的“数据分析”的崭新的研究手段灵活运用到图书馆学研究中,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可验证的经验社会科学的模式.

伯埃尔森在GLS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舆论决定要因与传播媒体的关系》时采用了当时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尽管其研究课题超出了图书馆学领域,但其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与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所提倡的重调查、重数据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一脉相承.之后,伯埃尔森对内容分析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系统化、理论化研究,其被认为是内容分析集大成者.由于伯埃尔森对韦普尔斯实证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和理论化,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韦普尔斯一伯埃尔森模式”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特色.

巴特勒界定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对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应该是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构成的社会科学视角；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应该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这在当时主要是仿照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规范,认为图书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科学的对象来对待,采用常用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客观观察,要素分解,定量分析等操作.

综上,GLS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规范”,给当时以经验技术为主导的美国图书馆学补上了“近代科学方法论”这一基础课.他们大胆地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相结合,用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成熟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来培养和训练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特别强调数理科学是图书馆学的基础.实践证实,这种培养方式丰富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仓亲雄在评价GLS的做法时,认为正是这种“非常规”做法才使得GLS的身份倍增,同时也提高了图书馆学科的科学地位.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实证研究带给西方图书馆学深刻影响的同时,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却没有很好地接受芝加哥学派的科学化改造,使我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存在诸多“先天不足”.

2　中国图书馆学的实证研究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西方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及其影响,使我国图书馆学在起步阶段就错过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提倡的“图书馆学科学化”进程.尽管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活动家和一些有影响的著述,但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研究内容还停留在杜威的经验图书馆学时代.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因日本的侵略而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50－60年代初,我国出现

图书馆相关论文范文文献大批图书馆学者和著述,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学者的研究活动仍偏向于图书馆学经验主义研究.因此,中国图书馆学又一次错过了科学改造.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界大胆吸收西方思想,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才得以正式进入我国.但在引进芝加哥学派思想,强调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之时,我国图书馆学界似乎恰恰忽略了图书馆学科学化中关键的一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似乎误读了巴特勒所说的“理论”和“理论建设”,将“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在对“理论”的误读之后,我们又遗憾地错过了一次图书馆学科学化的机会.从我国图书馆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实际上从未经历过西方图书馆学所经历的科学化洗礼.

因此,中国图书馆学在这一发展时期未能跟上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潮流.而反观国外图书馆界的情况：虽然芝加哥学派作为一种学术运动随GLS的关闭而偃旗息鼓,但芝加哥学派倡导的实证研究却得以“星火燎原”.据统计,美国研究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调查与实验法”,1983年运用该方法的论文占论文总量的59.1％.而同期这一方法在我国的研究中使用很少,其中“调查法”在1984年使用最多时也只有20篇文章,占总量的3.1％.中国学者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是抽象理论思维,历年的研究论文中均超过总量的40％,而美国只有16.3％的论文运用此方法.由此可见,在我国思辨研究占绝对主导优势,实证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徘徊.念及黄纯元先生所言,没有进行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最多只能称为‘写文章’,不能称为‘做研究’”.笔者认为,虽然稍显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成效取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和建立,其核心手段是研究方法.因此,若以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我国长期呈现的是单一与丰富共存的尴尬局面.单一,是指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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