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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有关论文范例,与时政关键词相关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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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当的局限性.为校正这一错误,世界银行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EDP.它在现行的GDP中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从中扣除环境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同时考虑外部影响,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依此来衡量扣除自然资源损失后的真正的国民财富.绿色GDP的推出具有重大意义.它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可避免人们对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时刻给人们敲响警钟.对中国而言,也可以促使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长.
艰难“试水”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王金南称,报告篇幅长达上千页,但对公众而言,也许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看似简单的数据――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也高达GDP的1.8％.
如其所言,这只是绿色GDP这个宏大构图中的一角而已.而彻底厘清绿色GDP所要继续付出的努力,很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绿色GDP的准确定义,至今仍有争论.一些激进者甚至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的人文成本纳入扣除范围.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从传统GDP中扣除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和生态破坏.
仅理论上而言,绿色GDP核算可以促进资源的重复、合理利用,实现产业组合的最优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绿色GDP还会鼓励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促进工业的绿色生产.这些都会对中国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意义.由于绿色GDP核算体系具有更强的综合性、代表性和真实性,几乎整个世界都已经接受了绿色GDP概念.但绿色GDP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比如自然资源作为资本以货币衡量会是比较困难的,对于环境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损耗与折旧在计算上都是很难的,计算结果难以做到准确.尽管现在提出了一系列虚拟的计算方法,但误差的大小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会影响世界各个国家的GDP的可比性,也就无法评价经济发展的好坏.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
此次公布的2004年的数据,仅扣除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一部分.据悉,在共计20多项污染成本中,此次被计算的只是其中的10项,一些类似地下水、土壤污染的成本均未被计入.
若以1996年国家统计局设立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为起点,至今也已有10载.
一个重要的牵绊,是由于绿色GDP涉及众多部门.以中国为例,除了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还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以及海洋局等众多部委.
掣肘的因素
对于环保部门而言,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绿色GDP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且以绿色GDP为依据,为进一步的环境决策提供参考.因此,环保总局可能会阶段性发挥主导作用；但整个绿色GDP体系的彻底进行,统计部门负有无可回避的职责.
而对于统计部门而言,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数据上的可获得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专业的考量.虽然绿色GDP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也先后发布了两个版本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从而为绿色GDP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然而,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所有的SEEA核算工作.即使一直以绿色闻名的德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已.
之前,一些专家和研究机构,陆续对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以及北欧等国进行过完整绿色GDP的核算,但大多数研究还都局限在学术探讨阶段,仅仅是试验性的版本.
因此,像中国这样官方正式公布的,即使是阶段性成果,也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现在采用的污染损失计算方法,仍然过于简单,不足以给出可靠的结论.
以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例,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偏差.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此次采取的是人力资本法,即按照人均GDP来计算这种损失.比如你少活了10年,乘以人均GDP,作为相应的损失价值量.但在西方国家,目前普遍采取的是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to-pay）,即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相应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显然要比前者高出不少,毕竟,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健康可以与人均GDP简单地画等号.
此外,中国在健康方面基础研究和统计数据的缺乏,也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很难估计各种污染造成的死亡率以及患病率.专家指出,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环境污染程度与疾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许仍需要商榷.
国民幸福指数
在2006年,“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纳入政绩考核
“关注幸福感,其实是对中国以前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过去过分迷信GDP,结果人们发现,经济发展起来了,GDP也上去了,生存环境反倒变差了,空气污染、城市噪音、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开始显现.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这是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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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学说理论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从本质上说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了方便,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从统计学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数”,它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属于一种综合考量指标.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研究中,将有若干个指标,比如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调查,从而综合计算得出一个人、一个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
但是,看上去很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到底怎样才能反映出人们的幸福感呢?按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的说法,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此,幸福指数统计,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
幸福考量露端倪
自2003年中国掀起告别GDP崇拜的风潮以来,中国政府与学者,在对官员政绩的考量上开始了多元化的探讨.而“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摆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并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等6大指标.
2005年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办牵头,联合徐汇区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着手研制上海“和谐社区指数”.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区指数”,并在徐汇区康健、湖南、田林、徐家汇等社区测试,据称,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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