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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论文范本,与对话武大华师华农三校校长:我们时代的大学和大学精神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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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想,应该推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多走进学生中间.”这也是他在此次办公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我还是华师学生时,听过先生做的新生讲座,对人生经历娓娓道来,期间巧妙地穿插着人生建议,语速极快,不拘小节,讲到兴头处有爽朗的大笑,先生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是最为亲切的回忆,遗憾的是,除了听讲座,和毕业典礼的拔穗之外,私下很难有受教的机会.
“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向学生敞开,可以直接来找我.”先生如此回答,他身上仍保有做学问时的谦逊,学者的气质更甚于校长,采访之中,先生几度问讯我这个老毕业生对学校的看法,耐心地解答我关于母校和对于人生规划的疑问,让人倍感亲切,顿时有“回家”之感.
先生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书柜,齐整地摆放着藏书,电脑中装满着他从世界各地找回来的资料,正在进行世博的研究,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是公认的专家.先生说,他从来目标明确,做知青、做工人、做学生、做老师、做研究、做校长,只想做到最好.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一点前人“迂腐,笨”的精神,能坚持,才能成大事.
采访时正是午饭时间,和先生一起吃盒饭,说说当年的读书事,成为这次采访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
提倡通识教育
问：我听说您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
答：（笑）读书是很拼命.参加1977年高考前,我在四川做过知青,在武汉做过钳工,不管是下地劳作,还是工厂做工,基本没离开过书,最苦时,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照常上工,那段时间里,看遍了能找到的文史哲类的书籍.上了大学,基本也是泡在图书馆里,一个书架连着一个书架地看书,当时华师图书馆开架的文史类书,大致都摸过一遍.（笑）不止是我,当时77级、78级的同学们都是这样,早起晚睡刻苦读书,学习的氛围很好.
问：是没有太强目的性的学习?
答：对.就是一点朴素的认知,学习能改变命运.我当时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是打算扎根农村的,真正到农村后,总觉得要学点什么,书是最好的老师,老师会引导你走出来.到了大学之后,这种自觉学习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求知的冲动,总是想多看看书,更好地完善自己.
有句俗话叫,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一旦机会来临,偶然性就变成了必然性.现在回头来看我走过的路,自觉学习、不断进取,对人生的帮助非常大.我在给新生讲座时常说,大学和高中不同,要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学生要在老师指导下自觉主动地学习,厚积薄发,才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那一天.
问：您还说过当时的志愿是念哲学和中文,最后念的是历史,您想上的是北大和武大,却半生与华师结缘.
答：（笑）这也是机缘巧合.高考填志愿,我报的是北大和武大,第一志愿是哲学,我自身对哲学的兴趣很浓,第二志愿是中文,我有着文学梦,第三志愿是历史,当年历史最冷僻,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小.后来经过补录进了华师历史系,心里难免有些遗憾,想着文史不分家,从此来了华师,在这里读研读博,留校任教直到现在.之所以能够一直待在华师不动摇,就是因为这所学校有张舜微、章开沅这样的学术名师、大师.
问：您何时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
答：这要感谢书.进大学之后,我喜欢到图书馆看书,看历史书,哲学书、文学书也看得多,我喜欢思考,日子久了,随着理论知识加深,知识面变广,文史哲原本相通,专业之间的界定慢慢消除,我喜欢上了历史.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作研究方向,是大四时写的一篇论文《1900年的历史特点》,有了此前文史哲多方面的积累,我尝试着从各方面对历史做了较深层次的研究,这篇论文引起了章开沅先生的注意,先生建议我继续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考取了章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又念了博士.
因为这段经历,我给新生讲座的时候,会格外提醒,兴趣是可以变化、可以转换,更可以塑造的.进大学之后,可以广泛涉猎各类课程,吸收各方面的知识,根据爱好逐步确定专业方向.看清自己的兴趣所在再用力,大学四年会更有效率.
问：所以您大力提倡通识教育.
答：是的.通识教育与当年蔡元培先生谈过的陶冶情操的美育有相通之处,但不尽相同.它不是培养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多方位教授你认识、分析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构筑更广的知识平台.大一是我们最为重视通识教育的阶段,开了不少选修课,鼓励文科类学生选修自然科学类课程,比如逻辑课等等,理科类学生选修人文科学类课程,比如美术和音乐鉴赏课程,既是对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拓展选择范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最后却成了著名的“物理科学大家”,文史、理工双全,我希望学生之中也能出现钱伟长式的拔尖人才.
恢复亲密的师生关系
问：您的大学时代,最令您怀念的,除了快乐的读书时光,还有什么?
答：亲密的师生关系.我念大学时,班上48个学生,在京山分院时,课余时和老师一起在鱼塘里游泳,边游泳边聊天,吃住都在一起,老师是完全意义上的言传身教,倾囊相授.
研究生教育又开了一扇窗,刘望龄老师曾带着我们出去游学,整整两个月,南下到上海、苏州、南京和镇江,遍访名师,每到一处,必有一次讲座和若干场讨论,书本上的知识走出去,加上名师智慧的结晶,真正地让人如沐春风地成长.到念博士时,章开沅先生每周邀请我们去一次他家,名为喝茶,实为讨论,看上去轻松,实则要做充分准备,我们戏称为,大鱼带小鱼,在讨论中做学问,答疑解惑.
到现在,我们同学们聚在一起,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这种书院式的亲密氛围,让我们受益匪浅.做校长之后,我时常考虑一个问题,该怎么让大学老师回归到育人的本职上来.
问：“育人”这个词,似乎很难和现在的大学老师联系起来,更多的是“科研”或者“赚钱”.
答：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评价,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老师,我想,任何老师,只要是学生来请教,都是乐于答疑解惑的,现行的以科研为主要考评标准的机制要负责任.我曾经在美国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们的教授为两种,给学生上课的是老师,以科研为主的叫研究员.老师专职给学生上课,有固定的时间接待学生,搞科研是锦上添花,由学校供养,做项目有学校支持.研究员不带课,自己找项目找经费做研究,学校不管.
我们要学习这种机制,将教学和社会服务分开,分别确定考核标准,比如设置教学名师,给予科研名师们同样高的职称和待遇,让老师回到育人的本职上来,鼓励老师回到学生中间.这也是传统大学的本位.
问：和老师亲近了,学生们还会想和校长亲近,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有遗憾,大学四年,都没和您说上话,感觉很远.
答：这也是我的苦恼.我的办公室随时为学生敞开,同时也会制造一些机会,真正走到学生中去.上午的开学会议上,我给自己,也给学校领导,教授们提了要求,华师每学期有各种演出,学生社团的节目很精彩,我们要适当地推掉一些应酬,多出席学生举办的活动,可以很自然地和学生打成一片.除了组织座谈,还要真正走到学生之中,我读书的时候,正在做校长的章开沅先生常来学生宿舍,聊天讨论,我们现在也要走到食堂、宿舍、操场、开水房里去.要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老师们应该先迈出这一步.还要有包容的态度,能听学生讲好话,也能听进去批评声.
要有“根”的意识
问：您之前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及您是“留学政策的受益者”,1989年您去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又待过牛津大学,在国外的这三年,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看到了真正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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