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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1978年春,18岁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着自行车站在北大南门外,望着校门上“北京大学”4个字愣了愣神儿.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忆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声儿,“感觉自己前一天还在地里干活呢,怎么第二天就成大学生了,还是北大!”
29岁的杨迎明没有她这么好的心情,锁上家门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两年,成了家,还有了一个女儿.
“高考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考上了,通知书下来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生活的惯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32号宿舍楼,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葛兆光一觉醒来,就先听到了走廊里咋咋呼呼的北京话.他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谁也不认识.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北京站被学校直接拉到32号楼的.一个人从贵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咣啷咣啷的火车上,老母亲手捧着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如今,自己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将要改变命运的地方.“但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在哪里,那时候并不清楚.”
高考
他们的入学档案上都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但分属于3个不同专业,查建英是文学专业,杨迎明是新闻专业,葛兆光则是古典文献专业.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其中绝大多数考生报考了文科,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这些考生心中的太阳.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查建英他们这些考生来说,那一年他们的确是在“战斗”.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插队,“晒得特别黑,完全像村里人一样了”,农忙的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在地里一直干到什么都看不见才收工.
“胶鞋被镰刀砍破了好几次,机械劳动,人都木了,脚趾头割破了都意识不到.”最累的时候,她连续几个月不来例假.
葛兆光“战斗”在贵州,在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常常下乡跑收购.1977年秋天,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购,从乡下回到县城,才得到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外贸部下放到贵州,“一家人的生活境况很差.那个年代没有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憧憬”,恢复高考,像是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
“也没敢抱太大希望,我只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报志愿的时候,十几岁的查建英只想念自己喜欢的专业,“我就想当作家,3个志愿,我都填跟这个职业相关的.”于是她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葛兆光时年27岁,明白人生可能已没有太多机会,“数理化完全补不上来,只能学文科,能上北大中文系当然最好.”结果,北大中文系在贵州只有古典文献专业招生,“没有那么浪漫,不是你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古典文献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当时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读古书的.”
杨迎明进北大,比他们都曲折.
因为当兵时做过文书和宣传干事,他报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他没收到通知,“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当时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没考上就没考上吧,继续过日子吧.”
过了些日子,忽然又来消息,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扩招.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又激荡起来,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于是忙着安顿老婆孩子,办理离职手续.
进校之后,他才知晓整个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闻单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结束后,他们强烈要求学校扩招.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今年已经79岁高龄,老人回忆说,系里接到张龙翔先生（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当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
“张龙翔思想很开明,特别强调不要太左,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生.”
查阅考生档案时,秦硅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的话,“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是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者“家里‘文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等原因,档案被搁置一边.
“还有的学生档案里竟然放了很多他父亲的东西,我们在最后录取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没必要搞这些.”
当年已经28岁的女考生刘鸿,孩子已经5岁了,虽然分数过线,但是第一批并没有被录取.得知秦硅和赵赜两位老师在崇文门一家小旅馆查看档案,进行第二批录取,她从所在工厂骑车找到赵赜,“她就说,这是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了,请老师给她这个机会.”
“一个女同志,28岁的年龄,又有孩子了,这一年不录取她,下一年她参加考试的难度会更大.”就这样,刘鸿成为北大77级新闻专业的老大姐.
秦硅老师说,当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据他回忆,新闻专业70名学生中没有超龄的.查建英则记得文学专业年龄最长的叶君远比自己大了14岁,考试那年31岁,转年入校已经32岁了.“我们都特尊敬他,叫他老叶.”
求学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毕业,77级学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共同感受着思想解冻、理想重建的冲击.
“刚进校那会儿,教材还没来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交织在一块儿.”
教学内容虽未正本清源,北大课堂的自由之风已经恢复.
包括杨迎明在内的年龄较大的学生,老师允许他们端着茶缸子上课,“坐在后面,上课还可以抽烟”.
头两年,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在一起上基础课和公共课.77级文学专业里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他们不仅是本专业同学心中的榜样,对于新闻专业,乃至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也是校园明星一级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学、新闻两个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校园出尽风头,“文学专业都是作家、诗人,飞扬跋扈,走出来脸都朝天看.新闻专业每个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大记者.”
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被戏称为“出土文物”,用杨迎明的话说,“很安静,3个专业的男生同住一栋楼,他们专业的几个宿舍永远没有声音.”
文学专业49人,新闻专业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实的小专业.
“这个专业还特别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无师兄师姐,下无师弟师妹,古典文献的学生当真成了边缘人群.
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们专业19人中半数以上考上了研究生,这个消息着实把其他专业的同学“震”了.
刚刚在复旦大学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长的葛兆光说,当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教育模式极其合理,“可以说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径.”
“我们的功课很扎实,文学课跟中文系上,历史课跟历史系上,上哲学课到哲学系去.”
古典文献专业课的教授,个个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始人之一阴法鲁先生（2002年去世）、长于唐宋辽金史研究的邓广铭先生（1998年去世）、专攻甲骨学与殷商史的裘锡圭先生、精于古代历史文物鉴定的史树青先生等等,都曾亲自给他们上课.
“老师们也憋了10年没好好给学生上课了,特别有热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们学生宿舍去,两腿往床上一盘,就讲开了.”
学生的刻苦和自觉至今为先生们称道.查建英到现在还记得班里有个叫宋红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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