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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楼道里,一直看到半夜.”解冻
图书馆,是比课堂更吸引他们的地方.新闻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学生得到特许,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许到总参三部礼堂观摩当时所谓的“内部影片”.
“文革”时期关闭的外国小说阅览室被打开,允许普通专业学生本室阅览,但不可借出.禁书开禁,人满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里看的”.都是大部头,常常是看到关键时刻就要闭馆,回到宿舍惦记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羡慕王小平阅读速度快,一会儿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着急.”
1979年文学社遍地开花,全国各地大学都兴起办报、办刊的热潮.杨迎明他们新闻专业办了一张《实报》,取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闻评论为主.
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从报头到版花全是手写,全班同学的笔迹在上面都可以找到.主笔孙冰川被称为“辣椒主笔”,国际国内的大事小情没有他和同学们不敢评论的.
杨迎明还参与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社刊《未名湖》的编辑,“我们新闻系的几个人负责校内新闻和时评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两个文学专业的同学参与了《未名湖》文学部分的编辑.“忙极了当时,我们文学专业有本刊物叫《早晨》,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联合刊物《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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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未名湖》编辑部约见了师弟刘震云,“他当时写了一个小说,题目我忘掉了,写农村生活的,写得特别棒.王小平觉得还需要修改,我俩就挺当事儿的把他约过来谈.”
多年之后,刘震云还记得两个小师姐煞有介事地指导自己创作的情形.
这期《未名湖》封面全黑,“有意跟当时到处红彤彤的氛围反着来,显得我们在思考.”除了刘震云的处女作,还发表了一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
“写的是一个残疾人真实且艰难的生活,好像还发了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写一个疯人院里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圣地,不仅校内各院系的油印刊物张贴在那里,就连社会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社文学社,也都把那里当作了阵地.
“大家都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精神层面发生的各种变化.”葛兆光说,他们专业的同学虽然没有像查建英、杨迎明他们那样,热火朝天地办刊办报,但是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会端着饭盆,挤在三角地读新诗.
而为了见北岛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骑自行车进城,去参加“地下诗会”,冻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骑回北大.
激情
他们对国家社会、民生时事充满了热情,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无比自豪.“甭管谁出门,都别着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学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们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1981年,77级学生三年级,发生了两件大事,隐藏在内心的激情潜流得以迸发喷涌.
第一件与体育有关――1981年3月20日深夜,广播里传出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后奋起直追,连扳三局,终以3比2战胜当时的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涌出宿舍楼,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索性把扫帚点着当火把,跑到现在的中关村一带游行.“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在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马上大伙就跟着一块儿喊起来,当时那样一句话特别能表达出我们的心情.”
喧腾中,大家没有留意是谁第一个喊出这句口号的.没曾想到,这句口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强音.
多年之后,在《中国体育报》工作的杨迎明特地为它做了一番调查考证,最后确认首创者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刘志达.
同一年,北大举行校内竞选,各系纷纷推举候选人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学校里到处都是竞选台子,发传单的,演讲的,热闹极了.”查建英至今难忘学生时代的单纯和热情.
后来
4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对于77级来说,毕业分配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正规大学教育中断10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没有参加分配,大学四年级她就办理了休学手续,许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北大中文系在当时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那么多就业位置供我们选择,留在国内,美好的未来似乎已经看得见了.”
她留学的南卡罗莱纳是美国南方一座小城,黄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
1984年她离开“贵州”,走进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1987年回国,中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问世,被评论界褒奖为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还为内地、香港、纽约等地多家媒体撰稿,并用英文写作了《ChinaPop》（《中国波普》）,被美国不少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访谈录》,首印1.5万册一个月内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理想和热忱,也检讨了那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的肤浅粗糙,“当时单纯的不仅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相对天真的.”虽然连北大毕业证都没有拿,但她说,北大的生活没有让她失望,她庆幸自己通过北大站到了更高处,“在北大,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和理念.当年我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被长年灌输进去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清洗,北大是一个开始.”
有意思的是当年一心想当作家的她,现在觉得做专职作家“太辛苦了”,她现在的工作是美国一所大学的中国事务代理,“他们来北京开会、研讨,我们负责组织,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说,这份工作是她挣钱的活计,而因为没有生计的压力,写作也变得更加自由随性.
她的同学毕业之后有的成了专业作家,有的则进入出版社或者大学.梁左写出了经典室内剧《我爱我家》,王小平创作了《刮痧》等影视剧本,陈建功和黄蓓佳先是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走上行政岗位,担任中央或地方作协的领导职务等
新闻专业的70名学生一早就被中央级新闻单位预订了,“当时除了中央直属的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没有一个名额.”
杨迎明自大学期间便在《中国体育报》评论部实习,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份报纸不属中央直管,没有大学生进人名额,时任社长徐才不得已专门给体委领导写了报告,再由体委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才特批了一个指标.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电台、电视台,就觉得到报纸才是真正干事业的地方.”说起这些年媒体行业的变化,杨迎明很有些感慨.“我们这批人进入中国新闻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叙事手法的转变,突破新华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民意,让新闻媒体从宣传工具逐渐回归本位.”
杨迎明入职后,历任评论部主任、体育报副总编等职务,现在是《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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