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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类论文范文,与张维迎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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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如果你骂我道德败坏、勾结富人、无视民间疾苦,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张维迎,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
是算术题,不是道德题
人物周刊：去年三月,你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前,是你遭质疑和非议最激烈的时候,你的写作动机是否为回应质疑?是否达到你的目的?
张维迎：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为了回应别人对我的质疑.当时,整个社会讨论公共问题过分情绪化,非理性,不但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且还可能帮倒忙.每个人都有发泄情绪的权利,但讨论公共问题一定要冷静理性,找到解决办法.
比如最简单的,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是腐败,为什么会腐败,因为政府权力太大、政府垄断,那就解决政府垄断、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要杀富济贫,杀富济贫从来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说清楚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你的文章里最刺耳的一句话,这样的表述是否进一步刺激了公众情绪?
张维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因为特别容易引起误解.它不是道德题目,不是我学品有问题,要为官员说话,是他们的代言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分析谁的利益受损最大,是为了说明谁最可能给改革设置阻力,利益受损最大的集团,当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可以说些生活体会.我在农村时,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一顿白米饭,但干部到了农村,家家都争着请吃饭,你跟干部搞好关系,你的儿子当兵啊、招工啊才有机会.但是现在干部去了,没有人请,至少没有那么多人请,从农民和政府官员的相对位置上看,农民的位置上升了.
原来姑娘找对象,最好找干部,干部找不到了,才找国企工人,国企工人找不着了,才找集体工.现在未必是这样了,姑娘不一定喜欢找干部,可以找IT人士、外企员工、自己创业的个体户等.那个时候装,得是局级干部,坐飞机必须有干部证明,普通老百姓有钱也没门.
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官员的整体地位相对（不是绝对）下降了,是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改革的过程,也是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民间的过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
人物周刊：政府官员内部,相对位置也发生变化?
张维迎：官员也有失落感,一些冷门的部门,现在反倒比较牛起来了.税务、工商、银行,原来没几个人愿意去,什么鬼地方,去的是门路少的人,现在却是最热的部门,挤破了头也要进去.而原来热门的部门,现在没几个人想去.我强调的是,社会变革后不同身份相对位置的变化,这本身是个好事.如果从朴素感情上讲,我现在经常回老家去,现在农民在政府官员面前的腰杆比文化大革命时直多了,就这么一句话.
人物周刊：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个容易引发公众情绪的话题.他们本身是政策制定者,掌握议价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制定方案对自己进行补偿,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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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里面当然有技术性难题,需要好好研究.但不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政府权力部门的抵制.回避这个问题,带来的社会成本更大.你不给他们明补,他们会偷偷地暗补.
改革不同于革命,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在文章中也说了,为什么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给他们一些补偿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这其实是一个观念问题.我的体会,开放近30年,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用革命暴力和剥夺的观念来理解现在的改革,容易把改革简单化和情绪化.
人物周刊：简单解释何为革命,何为渐进式改革.
张维迎：我赞成渐进改革,这是20多年来的观点.社会不能休克,一定要持续生存.历史上看,革命的代价非常大.渐进改革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得益,但得到的要大于失去的,然后你才拿出东西给受损的人予以补偿.这逼着我们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拿什么来补偿?蛋糕做不大,只能是革命了.所以渐进式改革一定追求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人物周刊：所谓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你如何评价这一社会现象?
张维迎：我非常遗憾,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不反思,年轻一代的人大概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文革了.
举例说,现在,我们对部分富人有仇视心理,凭什么他拿这么多,我拿那么少?我们应该想想,20年前,谁去经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当时的弱势群体.他们没办法进入政府、国有企业,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干个体.当时干个体不仅有政治压力,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当时雇了几个人,公安机关要逮捕他,抓起来坐牢,说他剥削.
后来邓小平批了,说不能抓.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自己创业自己养活自己,还要被抓起来.而这是不久前的事.当然,富人中也有不法分子.现在,不少人对这些情况已经不了解,对改革过程的艰难越来越陌生.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实,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是怎么走过来的,需要多一些人多一些书多一些文章,要有人做这件事.
我只能说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教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教人致富）.
张维迎：教人致富不是什么坏事.但我建议不用这个词,不希望有新的误解.学术界,大家都理解你的意思,不会太在意用什么词,而且我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帮助别人理解,但现在用词有点提心吊胆.
学者用词拘谨,说套话、假话、错不了的话,表达思想的语言都死气沉沉,不是什么好现象.我也不追求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喜欢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思想.依我看,大量的经济学文章都充满了大话和假话.
人物周刊：甚至不敢说话?
张维迎：没有办法.麻烦不在于你一张嘴,别人就怀疑你的学品、人品,因为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担心是,很多学品、人品不好的学者,反倒被认为是英雄,代表“社会正义”,代表“学术良知”,他们只要喊几个口号,就被认为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人物周刊：一个普通人,如何识别“民意代言人”?
张维迎：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哪一次运动不是自我标榜为“民意代言人”?标榜自己是民意代言人的,多半是坏蛋,这是历史的经验.世相复杂,笼统的“民意”是很粗糙的说法.“民意代言人”了解真实的民意吗?假如既不了解历史,也不调查现状,一上来就是“民意代言人”,我们如何相信他不是在糊弄人?
人物周刊：是否认可“企业家代言人”的角色?
张维迎：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这样的讨好,其实是愚弄.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可以去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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