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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高等教育学《讲义》风波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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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意见”.与杨菊卿相比,作为三位执笔人之一的张曼茵,无疑对《讲义》的编写过程更加了解.82岁的她告诉本刊,“当时,大家分头编写.每次讨论时,谁编的章节,谁就把情况讲一讲,其他人再提意见.参加讨论的人比较多,有十几个,发言也很热烈.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经过集体讨论,最后定稿的.”
记者问当时主持会议的人是谁,张曼茵说“应该是陈先生,因为他是教研组主任”.但编《讲义》最初是谁提出来的,整体构思和章节分工是谁拿的,张曼茵说,她“都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
记者又问,“最后是否有人统稿,你编写的两章交给了谁”她回答说,“陈先生和潘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哪位老师最后帮我改的,我也记不清了.”
《讲义》地位与《高等教育学》
李荷珍在举报信中,检举潘懋元把陈汝惠撰写的《讲义》前言占为已有,并在文集中将集体编写的《讲义》说成是自己的“专著”.
记者找到了一本《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书中确实收录有“《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前言”一文.比对后,记者发现所收录的文章少了原文最后一段文字.
在另一本《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中,记者看见《讲义》被列为“专著”的第一本,署名“潘懋元编”,而“厦大教育学教研组”被归入“出版社”一栏.
对于收录《讲义》前言,潘懋元解释说,“前言是我执笔写的,成稿于1957年7月,按那个年代集体写书的习惯,最后署名‘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但那的确是我的东西.”
他还拿出一份1957年9月出版的厦门大学《学术论坛》杂志,指着上面一篇署名潘懋元的文章《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给记者看,说那是他当时与《讲义》前言同时写的,“文风、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同一期杂志中还有陈汝惠的一篇文章.
至于剽窃集体的成果,潘懋元断然否认.他表示,“文集是别人编的”,删除文字、把《讲义》列为“专著”,他自己并不知情.“我在《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说得很清楚,(《讲义》)除我之外,陈汝惠、张曼茵两位教师也是主要执笔者.”他把《讲义》列为个人专著的不规范做法归责于出版社.
在李荷珍看来,潘懋元之所以“要抢这个头功(指《讲义》前言的撰写),是因为这篇文章分量比较重,关系到他‘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和奠基者’的头衔”.
在《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潘对《讲义》前言有过论述.他说,“这本书(指《讲义》)最重要的是前言部分,最大的创新也在前言部分,特别是对高等学校教育学的定义和高等教育的特点的论述等这是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明确地界定了一些基本概念,如高等教育的定义、高等教育的特点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等.”
潘懋元向记者谈到了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并不是《讲义》,而是1984年我的那本《高等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他指着《讲义》对记者说,“这本东西并没有正式出版,不算数.”
据潘介绍,《讲义》1957年完稿后,只油印了几百本,主要供厦大校内使用,仅有少量作为交流材料,寄给其他院校.
而包括潘懋元、张曼茵、杨菊卿在内的几位《讲义》编写参与者均表示,当时《讲义》的编写参考了前苏联的高等教育学教程,相当一部分内容、以及章节的安排均以其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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