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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本篇论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981461.html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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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陈洪捷说.
制度异化
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读博士生达到24.63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
招收学生的依据是导师个人偏好,别人无权干涉.在博士招生规模很小、导师选拔严格的条件下,这种方式与博士培养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随着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腐败亦随之出现.
在美国读博士,课程学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门课程几乎都要求达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门课程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而对博士生的评估,则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决定一名博士生能否毕业,该名博士生的导师说了不算,而是由导师指导委员会进行决定.
但在中国,博士的课程学习几乎沦为了摆设.在这次调查中,几名博士生导师都表示,“给博士生上课是没有必要的.”有些导师甚至直言,“即使一门课都没有,我也没什么意见.学生培养计划发放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认真,签个字就算了.学生要上哪几门课,可以去问师兄.关键是学分够了就行了,他们上几门课我也不知道.”
于是,学术研究便成为中国博士们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洪捷表示,导师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为研究训练肯定要在实践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项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问题的关键.
而学生则称,“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和工作有什么区别啊读博期间还做那么多横向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
横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市场的项目,多见于理工科,一般是将已有的理论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因此产品直接与市场有关.在中国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后,横向项目便成为课题组的重要经费来源.
与横向项目相对应的是纵向项目,一般是指来自中国教育系统内部层层下达的科研任务.纵向课题多是理论研究,需要的是学术创新成果.由于中国的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纵向课题的经费,往往只包括购买仪器、设备、资料和差旅费,不允许用于人才培养.
因此有学生称,在一些项目中,“有些老师自己一年拿几十万,对一个学生一两万都不愿支付.”
于是,师生关系演变为一种类于雇佣的关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发生过几位研究生不满导师“剥削”而集体将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帮其著书,自己却不进行任何指导或把关.学生为了表示“无声的抗议”,竟连篇累牍地抄袭别人的著作,引发官司,让导师的丑闻最终曝光⋯,⋯,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在赤裸裸的“员工”与“老板”的关系中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培养博士的一个传统概念就是,你的导师是谁,他就成为你唯一的指导人.他给你项目,给你钱,这就牵扯到利益关系.”陈洪捷说.
这样一来,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就像一个小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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