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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相关学年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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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将更多的“弑逆废立”归于贵族所为,但却与史实相违背.因为,从西周时期的贵族到六朝时期的“世家”,都严于姓氏之分,天子家族只包含血缘上的直系亲属,外戚、仆从无论如何也无法算作天子家族成员.下面列举这一时期的弑逆废立事件及主导者出身情况,以供分析.曹魏政权内共发生三次废立,分别为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均由当时权臣司马氏主导.司马氏家族虽是当时大姓,但与皇帝家族并无亲戚关系.西晋时期,惠帝先被赵王司马伦所废,又被齐王司马拥立,主导废立的是控制州镇的晋之宗室；怀帝和愍帝则均被匈奴所杀.东晋时期,康帝是依靠外戚、世族庾冰与庾翼之力得登帝位,此后有桓温废晋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孝武帝司马曜因一句戏言被其后妃所杀,1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楚,刘裕复晋安帝之位,并迫使晋恭帝禅位于己.桓氏父子为东晋时期以军功重振家门的旧世族高门,刘裕则为北府兵出身的低级世族.可见,魏晋时期废立以世族主导者居多,“贵戚之卿”主导废立的只有晋惠帝被废一例.
南朝宋、齐共15帝,其中有9帝被废或被杀,7次是宗室所为,1次是寒人出身的阮佃夫外结宗室所为.宋少帝刘义符被辅政大臣徐羡之、谢晦、桓道济等假借皇太后命废为营阳王,参与者既有寒人（徐羡之）亦有世族.梁共4帝,均未得善终.梁武帝萧衍死于侯景叛乱,简文帝萧纲亦被侯景所废,而侯景为投奔萧梁政权的鲜卑化羯人.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攻城后所杀,梁敬帝萧方智为寒人出身的陈霸先所立,后亦被迫禅位于陈.南朝陈文帝得帝位是赖宣皇后与寒人出身的中书舍人蔡景历之力,陈废帝为其掌握实权的叔父陈顼以太后名义所废,陈后主成为隋的阶下囚.如此,则南朝时期宗室主导废立者占废立君主事之50%,其余为寒人出身的权臣、叛军和敌对方所为. 唐朝,玄武门事变以争位为主,且不算作废立,真正的废立从武则天秉政时期开始.中宗、睿宗先后被武则天所废.武则天虽为皇后,但其出身却并非世族高门.骆宾王起草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指其“地实寒微”.2其后,有韦后鸩杀中宗、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合除掉韦氏后废黜唐殇帝,另立睿宗.韦氏出身关中世族,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则皆为皇室成员.唐代后期的废立更加频繁,但主要由宦官主导.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均被宦官所立,宪宗与敬宗更是被宦官所杀.宦官虽为皇帝家奴,但却绝不属于皇帝家族,当然更说不上属于贵族.
可见,整个六朝隋唐时期帝位更易频繁,主导者按门第看,包括了世族和寒人,并非皆为贵族；按政治身份看,有宗室、后妃、权臣、宦官,亦有出自叛军或敌国者,亦并非都属于“贵戚之卿”.
内藤认为,进入“近世”,弑逆废立少见,君主地位稳定,这一陈述也是建立在忽略了较多重要史实的基础上.首先,元朝统治时期长达98年,期间蒙古贵族围绕帝位而展开的争夺持续不断,文宗、明宗都是在皇位上被杀,其余诸帝也多是靠武力斗争获得帝位.元代自然在内藤所说“近世”范围,但其特征却与内藤指出的基本特征相矛盾.内藤对这种矛盾的处理办法很简单――将元代归为“异例”：“蒙古文化远较中国文化落后,只有中国上古时代的程度,”只是由于突然征服了中国,才得以凌驾于近世国家机构之上,“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3把长近一个世纪的矛盾史实用“异例”轻轻推开,是不严谨的.况且,内藤湖南在做出相关论说的时候,还把与两宋同时存在的辽、西夏、金政权也抛开不顾.而后三者在皇位传承方面,都相当程度上受贵族势力的影响.其中,辽之世宗、穆宗,金之熙宗、海陵王、卫绍王、宣宗,西夏之景宗李元昊,都死于由本国贵族谋划的宫廷政变.明代,按照内藤的分期法已经进入“近世”约400年,但有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之事,且因此而建立起来的贵族权势发动了“靖难之役”,以武力更易帝位.清朝虽然没有发生“弑逆废立”,但其前期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曾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贵族内部的皇位争夺也甚残酷.即便在内藤已经得见的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也曾长期控制朝廷权力,甚至将当朝皇帝光绪帝囚禁,形同被废.
内藤的“近世”君主独裁说,强调贵族的没落和君主地位的稳定,对前述史实并未详审.
三、唐代政治并非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内藤以唐代三省制度为例,认为贵族政治时代的政治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他说：“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们有掌握权力的习惯,如隋之文帝,唐之太宗等一代英主出现后,虽然在制度上否决了贵族的权力,实际上在从政中,仍有那种形式的残迹,政治成为与贵族的协议体.”1为了说明情况,内藤讲到唐代三省制下的政务运作机制：“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机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负责起草诏敕命令,有臣下上奏给予批答.在诏敕确定前,必经门下省同意.门下省有封驳权,若认为中书省的案文不当,可以驳斥和封还.事情由中书和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该决定,并加以执行.在形式上,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代表官吏舆论,即贵族的舆论.但因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中,亦非常友好,并非像下命令一样.”2内藤就此与近世的情况进行对比,“不过到了明清时代,所有批答均如命令仆从,语言粗暴.封驳之权在宋以后日益衰退,至明清几乎完全消失.”3
考诸史实,唐代三省制下政务流程并不能够说明政治是天子与贵族的协议体.
首先,唐代三省长官并非“皆系贵族出身”,前文已有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唐代三省职权亦并未如内藤所言之强大.以内藤所强调的门下省对皇帝制敕的“封还”为例.从唐代史料记载来看,这样的“封还”案例实际上以唐后期居多.4唐前期的唯一案例是魏征在“中男十八以上简点入军”一事上的“执奏”,5而魏征的祖、父仅为北魏与北齐时小官,并非贵族.且在唐代所有的“封还”案例中,因君主坚持己见而最终迫使门下省给事中签署同意的例子并不少见.如《新唐书刘昌传》和《旧唐书宪宗纪》分别记载了宪宗时期,给事中韦弘景和崔植“封还制书”,但最终都因宪宗坚持而不得不奉诏执行的案例.刘昌“子士泾,尚云安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迁少卿.家积财,内结权近.善胡琴,故得幸于贵人.后迁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以士泾交通近幸,不当居九卿.宪宗曰：‘昌有功于边,士泾又尚主,官少卿已十余年,制书宜下.’弘景等乃奉诏.”6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以抚州司马令狐通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言通前刺史寿州,用兵失律,未宜奖用.上令宰臣谕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弃其子.其制方行.”7穆宗和文宗时期亦有相似案例：长庆二年（822年）八月,“以绛州刺史崔弘礼为河南尹,兼东畿防御副使.给事中韦颍以弘礼望轻,封还诏书,上遣中使谕之,乃下.”1“晏平居官贪黩,去镇日,擅将征马四百余匹及兵仗七千事自卫,为宪司所纠.减死,长流康州.以父丧,未赴流所,告于河北三镇,三帅上表救解,请从昭雪,改授抚州司马.给事中韦温、薛廷老、卢弘宣封还制书,改永州司户.韦温又执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谕方行.”2
可见,唐代门下省虽有“封还”的权力,但真正遇到君主要坚持己意时,门下省也只能服从于君主.其实唐代更为典型的情况是当君主完全不经中书、门下而发布诏敕,其诏敕的权威并不因没有经两省签署而归于无效.如武后时期,宰相刘之因还政言论触怒武后最终被处死的案例：“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敕之,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3“不经凤阁鸾台”,即未经门下省签署,虽然刘之责其不合通例,但显然这种指责毫无意义.即当三省权力与皇权发生实质性冲突时,君主权力是远高于臣宰之上的. 明代封驳权亦非如内藤所言“几乎不复存在”.明代虽无门下省,但明初即设六科给事中掌封驳拾遗之制：“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4这只是说正规的政务处理流程中需要六科签署,而在制定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中,“封还”之权不仅限于六科给事中,内阁对于皇帝的诏令不认可时,也有可能“封还”.典型案例如“争国本”一事,时神宗不欲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为此廷臣抗争十余年,最终使朱常洛得立为嗣.《明史沈一贯传》载：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婚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
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一贯再疏争,不听.二十八年,命营慈庆宫居皇长子.工竣,谕一贯草敕传示礼官,上册立、冠婚及诸王分封仪.敕既上,帝复留不下.一贯疏趣,则言：“朕因小臣谢廷乘机邀功,故中辍.俟皇长子移居后行之.”既而不举行.明年,贵妃弟郑国泰迫群议,请册
立、冠婚并行.一贯因再草敕请下礼官具仪,不报.廷议有欲先冠婚后册立者,一贯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储君为诸王也.”会帝意亦颇悟,命即日举行.九月十又八日漏下二鼓,诏下.既而帝复悔,令改期.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十月望,册立礼成,时论颇称之.5
再如宪宗时期在慈懿太后别葬一事上的君臣分歧,《明史毛弘传》载：
慈懿太后崩,诏别葬.弘偕魏元等疏谏,未得请.朝罢,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辈当以死谏,请合大小臣工伏阙固争.”众许诺.有退却者,给事中张宾呼曰：“君辈独不受国恩乎,何为首鼠两端.”乃伏哭文华门,竟得如礼.6
据同卷《魏元传》所记,当时“伏哭文华门”的达80人之多.7
从以上考察的史实看,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唐代君主也并非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机构”,明代君主权力并非毫无制约,封驳权也是存在的.
四、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不成立
内藤认为,在政治从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变为君主独裁之后,“中世”与“近世”两个时代的宰相、地方官和宦官的地位均发生了变化,他说：“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宰相的地位不再是辅佐天子,而变得和秘书官差不多.宋代虽然尚存唐代遗风,宰相拥有相当权力,但明代以后完全不再置宰相的官职,实际上执行宰相之职的是殿阁大学士,这个官职的性质是天子的秘书和,而不是和古代的宰相一样辅佐天子,分担部份或承受全部责任,只有君权才无限发达.唐代宰相全部出自贵族阶级,他们一旦得位,即使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力.明朝以后,不管宰相权力有多大,若令天子不高兴,他们便会忽然受到废黜,成为平民甚至犯人.”1“地方官亦一样,唐代各地方官人多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宋以后的地方官,不管地位如何良好,只要君主一纸命令,职位便简单的交替.”2“宦官称为天子的仆从,但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所谓‘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唐代和明代宦官的差别,就是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政治差别的结果.”3
考察史料记载,唐代宰相地位并非如内藤所言般稳固.
以有“贞观之治”美誉的太宗时期为例.太宗在位23年,先后任相29人,除因服丧、老疾等常例去职者不计外,12位宰相先后经历太宗罢免.其中侯君集、张亮因谋反罪被杀；崔仁师任相不足月余便被“除名,配流连州”,原因是“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4裴寂是高祖时尤受器重的宰相,贞观三年被太宗借一桩疑案而“免官,削封邑半”.最冤枉者当为宰相刘洎,太宗征辽期间曾经辅太子监国,然而因为褚遂良诬告其欲“辅少主行伊、霍事”,太宗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下,仅因“惑之”,便将其赐死.5即便那些在太宗时期长期保有高位的人物,也曾有过一次或多次被罢免的经历.如宇文士及在太宗已经登基的武德九年（626年）七月入相,但在贞观元年（627年）九月便被“罢为殿中监.”其原因《新唐书》记为“或告其反,讯无状”.6高士廉为长孙皇后之舅,但因未能及时上报时任谏议大夫的王的密奏而一度被罢.王任相后则因“坐漏禁近语”而被罢.7高祖之婿、贵族出身的杨师道于太宗时期曾两次被罢相.一次因替人说情触怒太宗而被罢,一次因受舆论攻击而被罢.萧历仕隋、唐两代,太宗为秦王时曾有恩于太宗,但因其个性原因曾四任四罢,一次因上书抨击玄武门事变的功臣房玄龄,触怒太宗而被罢免；一次因在御前与陈叔达争吵被太宗以“不敬”罪名罢相；第三次是因不得志而自请去相位；第四次因自请出家又反悔,太宗责其无大臣体,“手诏数其罪”,贬为商州刺史.8房玄龄是太宗时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总共任相13年,期间也曾三次“以微谴归第”.9加上曾三度出任宰相的长孙无忌,以及贞观末年太宗出于为后代考虑而罢其相位的李世,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被归为“中世”的唐前期的皇帝而言,宰相这一重要职位的人事变更,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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