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新教育》杂志与民初科学教育思潮的勃兴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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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教育》杂志,依托举办机构聚焦国际知名教育家的来华考察活动,助推科学教育；译介实验教育主张,关注国内教学实验的施行情况,对“实验主义”推崇备至.《新教育》的办刊活动和教育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宣传科学教育的洪流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新教育》；科学教育思潮；实验主义；教育测验运动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93-04

收稿日期：2013-01-13

作者简介：王博（1972-）,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教育测量与评价杂志社副社长,主要从事教育期刊、教育评价研究.

科学与教育的联姻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题之一.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于次年元月创办《科学》杂志,力倡科学教育.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科学救国”,以科学改造社会.在这两种刊物的影响下,国内宣传科学的报刊一时风起,约400种以上刊物卷入了这场宣传科学的潮流之中[1].在众多报刊中,创刊于“五四”运动前夕、由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和陶行知等人先后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依托主办机构新教育共进社（后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平台优势,坚持“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宣传科学教育的洪流中独树一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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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国际知名教育家来华考察,助推科学教育

国人对科学教育的关注自新文化运动以后日渐升温,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高潮.这一时期,国际知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等先后来华演讲、考察,他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是对科学教育的内容、方法的阐述,引起了国内文化教育界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名人士的来华考察活动从组织发起到跟踪报道,都与《新教育》杂志密切相关.

1.《新教育》与杜威热.杜威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教育家”[3].杜威访华能够成行与《新教育》杂志的努力密不可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是杜威的学生,当时他们听说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便商请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4].《新教育》杂志精心策划了对杜威思想的宣传.1919年3月,刚刚创刊的《新教育》就在第2期以近10个版面,刊发了郑宗海翻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一文,从5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译介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杜威来华做铺垫、造声势.1919年第1卷第3期,杜威刚刚抵达中国,《新教育》便迅速推出“杜威号”,集中刊发了胡适的《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的《杜威之伦理学》,刘经庶的《杜威之论理学》等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还刊载了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关于“平民主义与教育”的演讲大要及其弟子胡适在江苏教育会上的演说《实验主义》,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知识论、平民主义的教育、伦理学以及道德教育思想做了全面阐述,把宣传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推向高潮.

2.《新教育》与孟禄的中国“实际教育调查”.1921年9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应邀来华调查中国实际教育问题.为配合孟禄的中国之行,黄炎培、范源濂、严修、郭秉文、蒋梦麟、陈宝泉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专门机构——实际教育调查社,成员以《新教育》记者和编辑为主.为给孟禄之行宣传造势,孟禄来华前夕,《新教育》就在第4卷第1期发表了庄泽宣先生的《介绍门罗博士》一文.孟禄来华后,《新教育》对其活动进行全程、全方位的报道,其陪同人员、口译人员,以及他演讲、论著的翻译人员,许多是《新教育》杂志的编辑或工作人员.第4卷第4期,该刊精心策划出版了“孟禄号”,主要内容有：孟禄的背景资料及在华行踪介绍、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孟禄的演讲、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交流与谈话、中国教育人士对孟禄来华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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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禄是一位教育科学化的力倡者,他“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5].《新教育》第4卷第4期刊发了《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指出我国中学科学教学之不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令学生背名词,重分类.殊不知科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应用.科学的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实验.中国中学之科学,教学不给学生实验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概念不明了.即视科学为名词与分类的事体”.他在文章中还说,“中国之困难,不在财政,而在缺乏科学工作的人才”,“我想中国要利权不外溢,非想法发达科学不可”[6].孟禄这番关于中国科学教育的把脉和建言,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

3.《新教育》与推士、麦柯尔的中国科学教育考察.1922年6月,应《新教育》的举办单位——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团体之请,美国科学教育家推士来华专程考察科学教育,帮助中国发展自然科学教学.来华后,推士发表一系列关于科学教育的演讲,《新教育》杂志均予以刊载.比如,1922年10月,该刊全文登载了推士的由北京大学朱经农教授口译的演讲稿《科学与教育》.在演讲中推士说：“教育有一种艺术,而且有一种科学,中国教育之改进（此即本社之名义）之程度如何,将视此种教育的科学为人所晓、为人所精通的范围而定”[7].第6卷第5期,该刊发表

新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了推士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演讲词《科学教学与中国》.文章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素不注重”,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是“民本的国家”,而“科学教育是民本主义的根本”[8].在华两年间,推士先后考察了10个省的248所学校,广泛地深入中国科学教育的课堂.1923年,他专门撰写了《中国科学教育之概况》一文,从“理科教员”、“学校教室实验室及其设备”、“学校行政及经费之供给”等方面对中国科学教育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就“自然研究于学校之裨益”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9].《新教育》杂志率先刊发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除此之外,《新教育》还先后刊登了《推士考察及改进中国自然科学教学之计划》,以及推士的调查报告如《奉天科学教学调查报告》、《皖省科学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及关于科学教育之建议》,等等.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心理教育测验组,并于同年秋聘请美国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来华专程调查科学教育.来华后,麦柯尔主持编制了多种测验,撰写了《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在麦柯尔的指导下,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历时3个多月,对全国22个城市和11个乡镇的9.2万名小学生进行了测验.这一段时间,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机关刊,《新教育》杂志不仅热情译介麦柯尔的主要学说,而且全程报道了麦柯尔在华的科学教育考察活动.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报刊对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来华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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