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要善于宣传党的历史相关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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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编辑部为总结２０年正反两面办刊经验,从本期起开辟《〈党史文汇〉２０年》专栏,并邀我参与其中.

《党史文汇》创刊于１９８５年.此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１９８４年,我从山西青年杂志社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同时撤销,与当代山西研究所一起组建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记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格曾对我说：“调你来党史研究室,任务之一就是要筹办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地方党史刊物,更好地宣传党的历史.”后经半年筹备,调入五名编辑人员,邀集省内名流共同策划,商定了办刊方案,并以《党史文汇》为刊名.

１９８５年４月,第一期《党史文汇》公开出版发行.当时,我和五名编辑人员都不是毕业于大专院校的党史专业,又都没干过党史编研工作,编出第一期刊物待要付印时,经过反复品评,自觉存在三个明显不足――思想还不够解放,内容还不够全面,形式还不够活泼.于是,我们撤掉了已经写就的《告读者》的创刊词,由我代编辑部重写一篇《〈党史文汇〉创刊号的检讨(代创刊词)》,发表在创刊号首页.这个别具一格的创刊词,通过检讨创刊号的三个不足,公示了我们的十六字的办刊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严肃活泼,考史为今.”还提出了四句话的办刊宗旨：“要使《党史文汇》成为发表党史研究成果的园地,汲取党的历史经验的史萃,进行党的传统教育的教材,开展党史征研工作的参谋.”为写这篇回顾文章,我查阅了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８年２２期《党史文汇》的文章,看出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总体上贯彻了１６字的办刊方针和四句话的办刊宗旨.

关于解放思想

１９８５年秋,我和总编郄智到北京向时任中共中央顾委委员李锐同志约稿.当时我们知道李锐同志任过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思想解放,敢于直言.我们二人见到李锐,说明来意,他快言快语,劈头就问：你们怎么敢发表揭露“大跃进”的文章我们简略地回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句话：“大跃进”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认为,“大跃进”损失很大,但教训深刻,现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再不能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李锐爽朗地说：你们思想够解放了,冲这一点,我给你们写一篇文章(果然,１９８６年第二期《党史文汇》发表了李锐的文章《深入群众办实事》).

李锐提及的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发表在创刊号后的第二期,标题是《“风”是怎样刮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山西“大跃进”运动部分大事记》.文章以当年省委文件和报刊文章为依据,摘录了１９５８年１月至１２月山西“大跃进”的过程,文中还插录了两幅当年报纸上歌颂“大跃进”的漫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侯马东方红人民公社红薯高产“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斤”.为了突出文章的主旨,我们写了长达８００多字的编者按,其中引用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越是发展顺利,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等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习惯的做法,就是很喜欢一拥而上,一哄而起.在国际贸易上已经给外国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很容易“刮风”,搞不清楚一个时期刮什么风.编者按结尾提出：针对这种“刮风的恶习,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上探讨“刮风”的原因,“刮风”的教训和不再“刮风”的正确做法.故本文的标题冠以《“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当时,敢于发表这篇文章,并把文章主旨定在“刮风”上,对编辑部来说,确是解放思想的产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党史征研工作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尤其是工作失误的历史,还很少涉及.公开宣传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一点眼光.好在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握好这段历史的主题还是可以做到的.与这篇文章构成姐妹篇的,是同期刊物发表的《六十年代初有关农业出路的一次争议》的一组文章,包括《〔６２.１０〕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会议文件三十二包产到组、到户,行吗――田雨润同志的一封信》、田雨润于１９６２年８月９日写给中共雁北地委的建议信《关于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反映》、田雨润新写的文章《包产到户建议信的回顾》.编辑部为这组文章也写了近４００字的编者按,指出：“《建议信》及其遭遇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组织原则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报告情况,陈述建议,这本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党性和权利,但却遭到长达１８年的批斗甚至处分.此事恰恰发生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刚度过,形势开始好转之时”,“仔细回顾,认真思考,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正确总结了这段历史和这方面的教训.今天,回顾这一典型案例,定会加深我们对《决议》的理解”.

关于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能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又包括实事与求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含义.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是,是指探讨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山西从抗日战争初期即开始在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学大寨,更对全国有多方面的影响,有经验有教训,其深层含义就是如何按照中国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为此,《党史文汇》创刊初期,连载在太行根据地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撰写的《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怎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记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此后,又设《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晋绥土改专题探讨》两个专栏.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三年共发表１５篇这方面的文章,约１５万字,其中,有长篇记述,有调查报告,也有史实述评和典型事例.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和当事人掌握的真实而准确的史料,从正反两面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为以后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要实事求是地宣传党的历史,还必须严把史实关.１９８８年春夏,一位作者送来长篇“纪实文学”稿《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革”前夕》.内容是写１９６６年２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随后,会议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为副组长、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开始了长达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题材,事件的主人又恰是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作者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故事性强,文笔流畅,颇具可读性.编辑部略加删节后决定发表,但先决条件是必须经彭真本人审阅同意.当时编辑部一位副总编正在北京约稿,于是要作者去北京同这位副总编一起请彭真审稿.为了加重文章份量,也为了多一人审稿,我们还要作者找“文革”前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题写文章标题.约一周后,作者匆匆赶来编辑部,绘声绘色“传达”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审稿情况,大意是“颇为满意”,“同意发表”,并要“恢复编辑部删去的情节”,一口气谈了４０分钟,并拿出有廖沫沙落款题写的标题两份.我们当即信以为真,立即决定按编辑部的删节稿分三期连载,１９８８年第四期《党史文汇》发表第一、二章共２８节.谁知没过几天,廖沫沙告知编辑部：“文章中说我去吴晗家同吴晗、邓拓见面如何如何,没有的事.这篇文章我没看,作者说彭真同意发表,让我题写标题”等编辑部感到情况有诈,立即决定停止连载,由总编到彭真处核对.原来,作者只身到彭真处,被秘书告知：此类文章,首长不看,也不同意发表.真象大白,如何收场文章不再连载,需向读者交待.几经考虑,编辑部严肃批评作者的欺骗行为,但公开则予保护,在第六期刊物上刊登《告读者》,称：根据作者要求,续篇停发,请读者谅解.《告读者》下附作者信,表示文章要“进一步的搜集和研究”.此后,编辑部接受教训,建立严格的审稿制度,防止报道失实和违纪问题的发生.

关于严肃活泼

一般而言,党委部门主办的党史刊物,常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如何做到严肃而不刻板,活泼而不低俗,这既要重形式,比如图文并茂,版式新颖；更要重内容,把严肃的主题表现得鲜明、生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创刊初期的《党史文汇》从四方面作了尝试.一是重人物.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核心是人物活动.彭真曾说：“写山西党的历史,应该从高君宇写起.”“山西要多宣传高君宇、贺昌、王振翼(三人均为中共山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党史文汇》报道党史人物,主要报道大事要事的决策者,典型精神的代表者,经验教训的体现者.为此,刊物设有《一代风流》、《伟人轶事》、《共产党人的真正优势》、《党员风范百例》、《理想之光》、《他们年轻的时候》、《山西党史人物》、《黄土地》等诸多栏目,可以说,每期刊物的主体都是各方面的人物报道.二是重情节.１９８６年刊物设《“文化大革命”专题史话》专栏,开篇报道“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发表了《聂荣臻谈“二月逆流”》,同时连载《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二月逆流”史话》,用１８回较完整地报道了这个斗争的主要情节.三是重典型.在《农村合作制专题探讨》栏目中,发表了《农村合作制的曲折历程――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连载六期),同时还发表三个典型：山西长治地区试办的１０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广灵县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走了弯路还得折回来”的教训、山西左云县在合作化中高估产高征购的典型.有较全面、较系统的报道,又有典型事件的报道,就加深了读者对农村合作制曲折历程的了解.四是重标题.１９８８年第二期报道“伍豪事件”真相,作者开笔写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来准备作癌手术,却迟迟等待,等待在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上签字等.这篇长文开始时以《伍豪事件真相》为标题,但总觉这只“眼睛”不够明亮、尖锐,于是改了个标题《周恩来为什么迟迟不进手术室》,原标题作了副题,文中还配发了一幅照片――周恩来进手术室前亲手签字的“文件”.１９８５年第二期,在《生活,在动荡岁月》栏目中,发表龚澎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９日自重庆发出的一封信,悼念新婚一月便离开,随后永远离他而去的丈夫刘文华.刊物发表时,标题冠以《一位新婚妻子的悼亡信》,并加编者按：“战士英名垂千古,烽火书信抵万金.这是一篇充满深情的战士颂,是一封感人至深的悼亡信.刘文华同志是龚澎同志的丈夫,一个驰骋在太行山上,一个战斗在山城重庆.关山阻隔,战火连天,春秋几度,竟成死别”.“‘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读者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