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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7-05 作者: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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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红色恐怖”引出的冤案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可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太平岁月.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即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暂告一个段落.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万众一心,社会安定.

1957年春天,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本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在党组织的反复动员下,他们纷纷鼓起勇气,出以公心,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谁可料到,不久即风云突变,要抓右派了.当政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55万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堪称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后来的甄别平反(即所谓的“改正”)表明,当年的错案率达到99.99%以上.然而,善良的人们有所不知,在这起大冤案中,还曾有过即以当时极左的划右标准而言也属于冤情的个案.郑兄的遭遇即是一例.

郑兄乃敝人之中学同窗.思想活跃,追求进步.中学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因表现出色,1956年5月正式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年19岁.次年5月,顺利转正,成为正式党员.这里的“次年5月”也就是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居然未受运动影响而顺利转正,足以说明他在此次斗争中表现不错.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57年冬天,他竟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主要罪状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另一位中学同窗戴兄.他比我年长几岁.是班里最活跃的人物,也是校一级的学生干部.才思敏捷,思想活跃,能歌善舞,兴趣广泛,后来就读于四川大学化学系.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一位清华同学给戴兄来信,谈及清华鸣放情况.他将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川大校园.一石激起千重浪,川大校园顿时热闹非凡.他也因此成为风云人物.反右伊始,戴兄即成为省报点名批判的学生右派,名列“极右”.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也得坦白交代,除交代自己罪行外,还得揭发别人,否则休想过关.他在揭发材料中写到郑兄.原来整风以前一次同学聚会,他对郑兄说起我国55年肃反有扩大化倾向,显然对肃反持批评态度,郑兄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应当对反革命实行红色恐怖”,他的本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肃反持赞成态度.

郑兄从1957年3月起,即随全班去重庆李家沱毛纺厂实习,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已是学年结束的7月初.整风和反右在校内开展时,他根本不在学校,照他的说法是:“我没有机会向党进攻”.在重庆实习期间,鉴于他入党后预备期间的表现和一年预备期已满,班党支部大会于5月底通过了郑兄要求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申请.

自重庆返校后,班党支部书记突然找他谈话,要他交代所谓“红色恐怖”问题.这对郑兄说来有如晴天霹雳,他感到百口莫辩.这也难怪,本来是站在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专政立场上义正辞严地驳斥谬论,竟被说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且不说“红色恐怖”这一用词的对与错,郑兄的出发点决不是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啊.可悲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竟被自己的党划为另类,驱赶到反动派的营垒里去了.你说冤也不冤?

郑兄因此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地区,成天与劳改犯人打交道.没有工资,每月只发20余元的生活费.1962年老天开眼,右派帽子摘掉了,但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劳改单位的特殊性,文革中相对风平浪静,他基本未受冲击,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那么,所谓“红色恐怖”之说,究竟算不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诬蔑呢?原来苏联政府的文告中早已有了“红色恐怖”的说法.例如,1918年9月5日就曾发布过《人民委员部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人民委员部相当于后来的部长会议,系苏联最高权力机构).该法令称:“人民委员部听取了肃清反革命特别委员会代表关于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后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手段来保障后方乃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计划性,必须向特别委员会多多输送负责的党内同志;必须将阶级敌人关进集中营,以保证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之害;凡与白卫军之组织、阴谋和叛乱有牵连者均应枪决;必须公布所有被枪决者的姓名以及对其处以极刑的理由.”这个法令至今读来,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苏维埃政权期间,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各说不一,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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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布尔什维克党可以毫不脸红地宣称老子就是要搞“红色恐怖”(此处“红色恐怖”实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那么中共党员郑兄替“红色恐怖”辩护,怎么就成了大逆不道的右派言论呢?况且郑兄在整风期间并无任何公开的“错误言行”,非运动期间私下闲谈中发表的意见,难道可以当作划右派的依据吗?

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1979年全国开展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四川大学给郑兄的改正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反右斗争中有人说他是右派,为了不给运动泼冷水,我们只好划他为右派.”(大意如此)堂堂四川最高学府对待自己学生的政治生命竟会如此不负责任,叫人说什么好?

那场“伟大的反右派斗争”究竟有多么荒唐和不堪,郑兄的遭遇也许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蓉城八月初识君,天真烂漫正年轻.历尽劫波豪气在,不枉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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