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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海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中旬一天,浙江北路上的“品泉”茶馆里,喝早茶的人坐满了八仙桌.一张桌子上的大多是老相识,边呷茶边笑谈新社会的新气象,或是你一句我一句新近发生的社会新闻,诸如特务落网、反革命枪决、小开聚众赌博吃官司等等.
奇怪的是,西北角的一张桌子上只坐着两个人,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那个正在提笔挥洒.这时有茶客走了过来,眼镜停住笔摆摆手:“这张桌子我包了.”他写好后交给对面的胖子,胖子扫视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掏出一叠钞票送了过去.
无独有偶.百步外的“同方”茶楼上,靠里边也有一张桌子空着,有茶客要入座时,堂倌就说已包给别人了,指点茶客去别处落座.不一会儿,有两人一前一后走了来坐下,一个是头戴瓜皮帽的老头,另一个还是个女的呐.
先是女的在诉说着什么,瓜皮帽边听边记,等女人讲完后,摇头晃脑说了一通,但声音很轻,听得他末了说:“你同意的话,我就写,包你赢!”
这眼镜和瓜皮帽,一个叫曹余庆、一个叫阳正环,就是当时社会上所谓的“讼棍”.讼棍者,何许人也?旧社会唆使别人诉讼从中渔利之人.他们以帮助别人打官司的名义,出点子、写状纸,搬弄是非,肆意歪曲事实,靠着笔下生“花”,骗取诉讼人的钱财.其行为历来为千夫所指,公众不齿,被斥为打官司中的坏蛋、恶棍.
新中国成立,百事鼎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浊龌龊现象被涤荡,代之以新道德新风尚.1949年8月中旬,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在市区浙江北路挂牌,开张伊始,就建设了多个惠民工程,其中之一,是设置“问事代书处”.
什么叫“问事代书处”?凡是诉讼即打官司,都必须先向法院递交状纸,就是以书面形式向司法机关控告或起诉.状纸有一定的格式,对于请求事项、事实与理由以及重要证据,务必表达清楚.老实说,官司的胜败有多种原因,但与状纸写得好坏有关,特别在旧社会,往往成了官司输赢的决定因素.
鉴于上海刚刚解放,市民缺乏正确书写状纸的知识,即使晓得相关要求,能写一手好文章,也不一定能写好状纸.据此,院长汤镛决策,搬来了任苏北根据地法院院长时的成功经验,调派通晓业务的公务人员,就在法院门口专辟一室,挂起了“问事代书处”的牌子,公告社会各界周知,代书处为打官司的民众诉状,免费为人民服务,分文不收.同时发出警告:禁止任何私人干涉打官司,不许为人状纸取钱牟利,如有违犯,严肃处理.
旧上海原本有不少的讼棍,解放后大都听从政府的教育规劝,或是金盆洗手改邪归正,或是另谋生计.但也有极少数钱迷心窍不思悔改,暗底里重操旧业.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到处打听,哪个要与人打官司,一有消息,便找上门去,自吹自擂状纸写得如何的出色,保证官司能赢;或是在法院附近转来转去,递上香烟与诉讼者搭讪,鼓动如簧之舌,推介诉讼“经验”,招揽“生意”.
法院为民兴利,市民皆表欢迎,代书处每天有接待,大都满意而去.
但也有人心术不正,只想打赢官司昧了良心,因为法院代书处强调实事求是讲真话,所以宁愿花钱设法请人另写状纸,四出奔走打听寻觅“能人”.这正应了“苍蝇跟卖摊”的俗话,与讼棍一拍即合,讼棍黄婆卖瓜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信以为真,结果是,钞票被骗,官司输脱,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处.
上文说到的曹余庆“生意”做得特别好.开始,他把打官司的人请去家中,给出点子写讼词,一手交状纸,一手收钞票,钱好赚得很,美滋滋不可胜言.他本来担心天机泄漏,出乎意料日复一日安危无事,但以为人民政府抓反革命、特务还来不及,哪里顾得了这类小事?胆子于是大了起来,为争取时间多赚钱,索性走出家门,去市人民法院斜对面的“品泉”茶楼摆起了摊位.他也晓得这毕竟是违法的,还是小心为上,出于保密,他包下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并设计了应对预案.茶馆老板因有利可图,又是长客,所以是笑脸相迎.
另一个讼棍阳正环得知后,如法进行,去法院左边的“同方”茶室摆起了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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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市人民法院院长汤镛接到人民来信举报:有人在浙江北路上的茶馆里给人写状纸,收取钞票.汤院长布置秘书科长洪流派员调查,确有讼棍包揽讼词的话,依法教育惩处.
一天上午,由法院人员与军管干部组成的调查组,自北往南检查了各个茶馆,却是一无所获,白辛苦了半天.原来军管干部穿着解放军军装,一进门就都看到了,曹余庆、阳正环何等的狡诈?都是防范在先,已与诉讼人统一了口径,但称代人写信,收一点点辛苦费,还把写了几行的信纸递了过来,点头哈腰连说“请长官检查”.
化险为夷,有惊无险,这两个自以为得计,但也更加谨慎了.
一天临近中午时,曹余庆送走一个捞了一笔后,悠闲自在地吞云吐雾.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穿长衫的走了过来,欲言又止.
他凭经验判断送钱上门来了,笑眯眯问道:“是否要写状纸?价钱好说.”见对方点头应承,暗暗高兴,客气地请坐、敬茶,“勿是吹牛皮,我写个状纸送上去,打赢官司是三只指头捏田螺,稳笃笃.”
讲定价钱,轻声交谈一阵后,曹余庆铺开白纸写了起来,真是熟门熟路老本行,文不加点,一气呵成.
两个堂倌打扮的踅了过来,前头那个亮出身份:“我们是人民法院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去法院交代清楚.”东窗事发,难以抵赖,曹余庆脸色大变,呆若木鸡,乖乖起身,紧张的缘故,连钢笔也忘了带走.
“同方”茶室里,阳正环也被逮了个正着,他还急中生智掩饰说:“我是为人民服务做好事,不收钞票的.”隔一张桌子的“茶客”当场拆穿他:“看你收了人家的钞票,塞在马褂左边口袋里,还赖什么?”
第二天下午,法院人员杀了个回马枪,在路口的“怡然”茶馆逮住了另一个讼棍吕宏富
三讼棍被依法拘禁后,汤镛院长指令秘书科长洪流给予训诫教育,促使他们认罪服罪,改过自新.洪科长安排吴秘书、秦文员具体办理,郑重交代:对讼棍必须严厉严肃,让他们领教人民政府法院的威严,态度不好的话,就作抗拒从严论处.
是希望的,又有点意料之外.三个讼棍早已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各自交代了犯法事实,犯法根源,又写了书面检查,保证痛改前非,做一个好人.
两人经过核实,认定他们的态度还是算好的,属于“坦白”一类,建议放人,于是报告洪科长.
洪流有些怀疑:“他们真的就这么老实?不见得吧.”
吴秘书道:“我们掌握的材料就这些,他们都讲了,看上去还算比较诚恳的,没有理由说他们不老实.”
“你们要知道,不拿枪的敌人往往比拿枪的敌人更难对付.这几个家伙看上去皮笑肉不笑的,开口‘长官’,闭口‘长官’,实际上大大的狡猾,务必提高警惕,不要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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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员问,那究竟放不放他们回去?洪科长沉吟着道:“人嘛,总是要放的,但不能就放,那样的话太便宜他们了.这样吧,再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明天让他们游街示众公开坦白,仍由你们俩操办.”
吴秘书有点犹豫:“这样做合适吗?要不要向院长请示一下.”
“我参加革命的第一课就是斗地主分田地,斗争这些坏蛋有什么不合适的?”洪科长属“三八式”干部,革命资历长,资格老,胆子大,很有决断,“院长开会学习去了,又不在上海,你们照办,一切责任我负.”
吴秘书本是国统区青年,参加革命时间短,对“游街”之类不甚了了,只能向洪科长讨教.洪科长侃侃而谈,连高帽的式样、上面写些什么、应配备的道具等等,也都细细传授.看得出,他像是回到了当年的火爆岁月,绘声绘色,面孔上写满了“得意”两字.
听科长这么一介绍,吴秘书打退堂鼓了,他念过初中,算是小知识分子范畴,以为这样做似有违反政策之嫌,于是直言了自己的看法.
洪科长生气了,训斥说:“你不过新兵蛋子,懂得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我看你是以违反政策为借口推托,不敢上.畏首畏尾的,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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