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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现象,在古今中外杰出的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如《论语》中的接舆、《史记》中的箕子,《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李尔王》中的李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等,但是,对疯癫文艺思想的系统性论述却很少见,在这方面,福柯在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疯癫与文明》是一个典型个案.作为一部历史性与哲学性相结合的学术著作,福柯在考察古典时代疯癫史状况时,引用了丰富的文艺作品中的疯癫形象,这些现象从形象到思想参与了他的疯癫思想史建构,透过这些疯癫形象,我们能够看到福柯在这部著作中对疯癫与文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想.本文试图从疯癫作为文艺对象、疯癫形象的文艺功能、疯癫形象的文艺性质三个方面解读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疯癫”文艺思想.
一、“疯癫”作为文艺对象
福柯的学术研究表明,疯癫与文艺的关系并非像传统理解的那么对立.在本文看来,在福柯那里,疯癫作为一种文艺对象,至少存在三个特征,即作为文艺对象,它具有与艺术“一体两面”的“本体性”存在特征、描述与反思视域融合的“阐释性”存在特征、“疯癫”审美意识随语境条件变化的“历史性”存在特征.
首先,疯癫与艺术“一体两面”的“本体性”存在特征.福柯的疯癫文艺思想一个最为深刻的地方,是他从文艺本体论高度上来认识疯癫.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开篇引用了帕斯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这表明了福柯对疯癫与理性关系的基本态度,即人的存在尺度决定了疯癫于人的内在性或本体性地位.福柯这样的态度不仅构成了全书的基调,而且,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正像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在理性统治一切的古典时代,福柯却要通过考古学方法,重新“发现”那被压抑得沉默的历史,这种“发现”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福柯本人对疯癫存在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文明只有同一的理性而没有差异的疯癫,那么任何反思或者非理性语言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福柯的这种疯癫本体论思想也体现在他对文艺本体认识上,福柯认为,“疯癫与艺术作品共始终”,因为疯癫提出的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性的问题,“它是疯癫,还是一部艺术作品是灵感,还是幻觉是不由自主的胡言乱语,还是语言的纯净来源它的真实性应该出自它问世之前人们的悲惨现实,还是应该远离它的发源地到假设的存在状态中寻找”在这样的疑问中原有的意识标准发生动摇.而艺术真实性问题是文艺认识的核心问题,关乎艺术真实这一基础性命题的,也必然是关乎艺术整体的.在对艺术真实性追问中,“艺术”获得了介入现实的功能.疯癫文艺介入现实往往是以对理性社会质询的方式出现的,“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这就指明了疯癫作为文艺本体性存在特征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归根到底是来自人类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次,描述与反思视域融合的“阐释性”存在特征.疯癫的文艺本体论存在特征依赖于人类阐释这一主体性条件.阿尔都塞曾指出：“福柯的书实际上既描述理性也描述疯狂”,这说明了福柯的学术研究所持立场的独特性,在本文看来,福柯在进行古典时代疯癫史研究的时候,运用的是“描述”和“反思”双重视域,同时也是这双重视域的融合.作为描述,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力求扒扫出一个关于被理性驱逐、遮蔽的疯癫语言,以及形成这种语言的结构机制,作为反思,福柯的思想并不停留在一般性的客观事件的描述上,而是增加了主体介入反思的维度.福柯说：“我们不能以为,世界面向我们的,是一副可以解读的面孔,而我们只需要解密就行了等世界并没有什么令我们俯首帖耳的前话语式天命.”他主张,必须“将话语理解为我们强加给事物的暴力,无论如何要将它理解为我们强加给事物的实践”.这体现出了福柯对话语的介入姿态.福柯说：“我的书既不是哲学作品,也不是历史研究；充其量只是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这形象地说明了作者学术研究所持的“描述”与“反思”的双重视域以及背后的关系立场.同样,在福柯那里,疯癫作为文艺对象,并非完全是在描述历史上的客观事实,而是经过了作者的鉴别、挑选、突出,融入了作者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建构思想,如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现象发掘、描述,曾被学者指出那只是一种文学现象,事实并没有整船的愚人去朝圣的证据,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福柯借助这一文学形象去深刻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意识状况,显然,这种“揭示”是含有福柯的独到阐释在里面的.
再次,“疯癫”审美意识随语境条件变化的“历史性”存在特征.对疯癫意识究竟如何阐释,并不取决于阐释者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来自历史深层的要求.福柯力求破除历史的遮蔽,深入到现象下的深层,发掘出那一沉默的语言以及形成这种语言的外在条件与历史结构,在这方面,他重视实证胜于“成见”,而重视实证,也就是重视历史本身.在福柯看来,对象本身并非“前在性的”,而仅存在于“大量复杂关系的实证条件下”,例如,他在论述疯癫意识从近代向现代转移的时候,指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移,并非是出于通常认为的“人性的”、“善意的”知识,而是与拯救一般罪犯和游手好闲的人更直接相关,这表明了福柯尊重历史的求真意志.同样,在福柯那里,对疯癫意识的分析也没有受古典时代的限制而做形而上学的解释,历史条件发生改变,疯癫意识及其它们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也不一样,如,“古希腊人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中世纪前期,疯癫“被列入精神冲突邪恶一方”,中世纪后期,疯癫的文化内涵由“罪恶”转向“愚蠢”,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被看作是被死亡征服了的存在形式,对疯癫的嘲笑,也就是对死亡的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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