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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现代文学》杂志致力于艺术形式的试验和创新,对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不但创造了言语反讽、情节反讽、复调性反讽和互文性反讽等多种反讽形态,而且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使小说文体呈现出了新风貌.
关 键 词：台湾；小说；反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1-0083-06
在光复后的台湾文学场域中,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1960～1973)杂志表现出了与反共文学疏离和对抗的“去政治化”品格,追求文学的自主性,致力于艺术形式的试验和创新.正如其《发刊词》所言,“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种艺术精神在其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杂志共发表小说200余篇,对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尤其是对小说反讽修辞的探索,成绩显著,不但创造了言语反讽、情节反讽、复调性反讽和互文性反讽等多种反讽形态,而且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使小说文体呈现出了新风貌.
一、言语反讽
反讽(irony)概念源于古希腊喜剧的一个角色类型,即佯装无知者,后来演变成了一种修辞格,其基本涵义是“言此而意彼”.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家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理论中反讽已由局部性的修辞格升华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人和世界的存在状态.反讽就是事物之间的对立、矛盾、紧张、不相容.“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鼎盛于20世纪中叶的“新批评”派对反讽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具体的探究,并广泛用之于文学批评.克林斯布鲁克斯在《反讽――种结构原则》一文中集中表述了他们对反讽的看法：反讽就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反讽就不仅是承认语境的压力.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反讽作为对语境压力的承认,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由此看来,反讽就不仅是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了诗歌的本体论原则.历时性地来看,反讽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到20世纪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共时性地来看,反讽概念无论如何变化但是仍然保持有变中之“常”.这主要有两点：一是反讽生成于语境当中.二是反讽是两种相反、相对的元素之间的张力,虽然张力形成的技巧、方法等多种多样.
《现代文学》杂志的许多小说在言语层面都显示出了反讽意味,形成了言语反讽这一修辞形态.所谓言语反讽是指叙事者话语与潜在作者话语出现了分裂,形成了相反、相对的对话关系,使叙事者“是其所非”或“非其所是”,而此时的叙述者也成为了不可靠叙事者.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的叙事言语是典型的反讽言语.欧阳子在《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一书中对此早有论述,并举出下列例句进行了分析：
叙述者的话：尹雪艳总也不老等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作者的本意：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
叙述者的话：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姊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吵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
欧阳子所举例句的确都应用了反讽修辞,其对潜在意义的揣摩也十分到位,但她把言语反讽产生的机制却解释成了“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她混淆了作者与潜在作者的身份,把“潜在作者的本意”当成了“作者的本意”.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是不会直接进入小说叙述的,他的身份往往一分为二,变形为叙事者和潜在作者.作者的本意应当既包括她所说的“叙述者的话”,也包括“作者的本意”,叙事者话语与潜在作者话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反讽关系才是作者真正要呈现的存在状态和自己的感悟,即作者的本意.
小说的言语反讽离不开潜在作者的话语,但它又无法直接地出现在小说叙事言语之中,而只能寄生、隐藏在叙事言语之中,通过读者根据语境建构起自己的身份.故此,反讽性叙事言语就不同于一般的独白性叙事言语,它应当是对话性言语,既要表达出叙事者的声音又要折射出潜在作者的声音.为了实现这种言语修辞功能,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对叙事话语通常都进行了特殊处理,处理方法大体立足于叙述内容和叙述内容的价值评判两个方面.叙述内容违背常理、叙事者对叙述内容的价值判断有失恰当都会让叙事者变得不可靠,让叙事言语出现裂缝,从而造成言语反讽.上文所引的欧阳子列举的叙事言语的内容都是故意地违背常理,不合逻辑,逼迫读者建构起一个潜在作者而与叙事者对话,从而形成反讽.在《永远的尹雪艳》中,许多叙事言语的反讽修辞又是靠另一种方法构建的.在“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等类似的言语中,叙事者的价值判断与叙述内容之间明显地存在着错位,夸张的表达也形成了反讽.欧阳子的小说《魔女》、陈映真的小说名篇《将军族》的叙事话语也极有反讽意味.《将军族》一开始就写葬礼,却又说绚灿的天气使丧家人们“也蒙上一层隐秘的喜气”.小说的最后描述男女主角一同步向死亡,所采用的语调也是欢快的.叙事者以喜剧的语调书写悲剧性生存状态,可谓是长歌当哭,喜中饱含悲苦,荒诞、反讽意味极强.
二、情节反讽
如果说小说的言语反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由叙事者与潜在作者的悖逆形成的,那么情节反讽则源自于情节因果关系的错位甚至悖反.在《现代文学》杂志小说中,情节反讽主要有两种形态,现实性情节反讽和超验性情节反讽.反讽不只是一种艺术修辞,也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反讽故事时刻在上演,只要作家如实地呈现这些故事,小说就会出现现实性情节反讽.
欧阳子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反讽色彩.这与她自己的美学追求有关.她曾回忆说：“《现代文学》创办后,我正式开始写小说.以理性眼光和冷静态度,力求客观写实(心理方面的写实),唯恐再沾上早年作品的感性余波.我差不多的小说,都有浓重的反讽意味,反讽最能抵制感情,所以那也是我控制自己的一大方法.”⑦在诸多反讽方式中,欧阳子最擅长的是“首先利用单一观点法,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心中,产生自以为是的种种幻觉,而在故事进展到高潮时,出其不意,无情地、冷酷地,把那些惨淡经营起来的幻觉一一击碎,而使她的小说陡然增加了深度及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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