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篇文化产业方面论文查重,关于《现代》杂志的转型“现代派”文学实践终结相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免费优秀的关于文化产业及文学创作及经济危机方面论文范文资料,适合文化产业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一、“现代”书局的倒闭
目前文学研究界所讨论的《现代》杂志是施蛰存主编的纯文艺期刊《现代》,而自此之后革新的《现代》杂志在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中从不被提及,即使研究现代书局的人也对转型后的《现代》避而不谈.这是一个不多见的杂志研究特例.作为现代书局连续性的出版物,转型后的《现代》仍使用同一刊号,延续此前《现代》的发行序列,并且仍然具有对文学发展的整体关注,就连封面设计都延续此前的风格,显然不能说它是“另外一个刊物.”如果我们本着研究的态度,对《现代》杂志进行完整的阅读和思考,会发现杂志转型不仅体现出商业运营对文化价值生成及转换的影响,同时对民族性格的整体塑造也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杂志的存亡与现代书局连在一起.而现代书局的内部纠纷不像有人所说是“商人和出版家的冲突、经济利益和文化自主性之间的冲突,”而是商业制度下资本主体驱逐利益最大化所引发的必然结局.洪雪帆、张静庐两人是同乡,有过大致相同半政半商的经历,书局的开设出于洪雪帆和张静庐的一次玩笑,从一开始,分歧与冲突就不断发生,张静庐和出资人沈松泉分手,离开现代又重返现代,分分合合,这说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所受教育,使其对现代文化的宏观了解和关注远在商业趋利之下,他们更关心投入商业运营的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文化的商业化仅仅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绝不能被全部地用于资本市场,作为意识形态的体现,人类自我认知的表达,文化是集合知识、信仰、道德、习惯的复合体,并且是民族感知和行动的中心,这些因素是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体现价值的,而从事文化产业的主体特别是资本市场主体却应该有一个对文化结构的整体性认识,既要认识其商业化的部分,又要认识到其反商业化的本性,并且要对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给予更大关注.也正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能全部产业化,成为商品的形式,所以政府对文化发展的规划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文化发展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它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倾向,使不少激进青年感到失望,也使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感到压抑,“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经济上绝对倚赖江浙财阀,但在思想文化上却十分畏忌上海的激进倾向”,频繁出台的限制法令不是正面规划和扶植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而是使大量出版物遭到禁止,直接损害了商家利益.
面对商业组织和管理的混乱无序,私人出版机构只有根据市场暂时的需求状况从事经营,并且以追求短线利润最大化作为商业活动的目的,同时商人又把个人的私欲、喜好、情感,甚至喜怒哀乐渗透到各自的商业价值观中,缺乏统一合作的大局意识,这样,在30年代资本主义商业管理模式和经营规划都不够正规和成熟的情况下,私人企业就只能面对自生自灭的结局.
作为30年代积极参与新文艺出版的现代书局,其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它缺少一支由文化人构成的真正参与核心业务的团队,就是说,洪、张把资本主体看做是文化产业中唯一的主体,而忽略其他环节的主体性,叶灵凤、施蛰存等人的参加,只是被雇佣的职员而已,对于出版计划几乎没有发言权；而同是私营企业的商务印书馆,它先后由章锡琛、茅盾、蒋梦麟、郑振铎、周建人、王云五等“文化中人”主持主要工作,他们是有深厚文化积累和体验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洪雪帆和张静庐只能算在文化圈内谋生的商人.与“现代”内部老板之间的剧烈斗争形成对比,“商务”的高层之间充满团结协作的氛围.王云五进入“商务”之后,“高梦旦辞去编译所所长职,请王云五继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王云五做改革的事.”这个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为了企业的发展,甘心让贤,这也是“商务”从印刷工场发展为影响巨大的出版机构的原因.商务印书馆还以适当牺牲商业利益来推动主导文化发展,比如支持学生运动,无偿赞助文化讲演等,都为自己制造了展示才能和价值的机会,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商务”收到了预期的好评和信誉,它的成功与奉献是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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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是一个文化产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商业利益、读者趣味、技术革新及合理管理构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任何宏观关照的缺失和微观选择的失误,都会导致产业失败和对文化本身的损失.现代书局的倒闭,也反映了激烈的商业环境下文化生产机构所面临的普遍性危机.
二、转型后的《现代》杂志
作为洪雪帆战胜张静庐的结果,对书局和杂志的改革也是必然的.
“现在好了,弄得一天星斗,现在总算把书局弄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业.”他于吃饭之后,慢慢地同我说.
“我以后想改变方针,不以营利为本位,就是蚀本,也想出几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书.等”
如果说,商业和文化是相互塑造的话,洪雪帆的文化商业活动也使他自身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他对文化本身的意识愈加自觉了.但没等他施展大志就去世了.从当时的现实条件来看,不改革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书局陷入不景气中,杂志销路逐渐下降,“从第四卷起,每期只能印二、三千册了.”改变方针,就是要拓宽路线,心怀一个更大的文化感受,这既是洪雪帆个人的打算,也是市场的需要.
《现代》革新号（六卷二期）发行之后,“竟在出版后第12天,得到了再版的机会!”,第三期出版后“四天即再版,第八天即重版.”这说明《现代》杂志从纯文艺期刊转型至综合文化期刊,是符合读者需要的.那么,此时作为民国社会成员的受众,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综合文化信息,这又体现了哪一种价值认同呢?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吉尔根说：“我们所欲经历的这个世界,它自身并不能给出一套让我们对其进行理解的概念术语.我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不是归纳法的产物,也不是假说――演绎法的产物等我们据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概念术语是一种社会性的人造品,是人们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相互交往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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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方面论文范例,与《现代》杂志的转型“现代派”文学实践终结相关论文查重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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