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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史的编写历程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史中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形成期奠定了国内的“东方文学史”的固定结构,而发展期则是对前一时期的固定模式的突破尝试.本文主要分析国内相关著述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的东方文学史著述的走向.
关 键 词东方文学史观重写文学史东方文学
作为近代文学、科学和思想的产物,“文学史”的主要基础是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撰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家们则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我们不仅是在为真理和人类而工作,我们也在为祖国而工作.”随着国内理论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实践,东方文学学界对东方文学的观念和东方文学史相关著述的关注也成为一个话题.在国内相关学者们的推动下,东方文学观也逐渐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东方文学学界已普遍认同了东方文学是由若干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集合概念,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以此超越国别文学的研究,上升到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层次.在东方文学史及相关著述中追忆和讲述的东方文学从一开始便置身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
东方文学作为区域总体文学之一种,与西方文学共同构成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8年,为了打破西方文学一统天下的架势,国内高校开始设立东方文学学科以来,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已走过近60年的光阴.这门学科的文学史实践,以1983年2月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出版算起,也有30年的历程.这期间出版的各类“东方文学史”,即便不包括各类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里的“东方部分”,也已有十多部,构成了国内“东方文学史”的序列.这十多部相对独立的“东方文学史”中,资料丰富鸿篇巨制的文学史有之,线索简单条目分明的文学史有之,力求全面清晰的教学指向型文学史有之,进行纵深研究的学术指向型文学史有之,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受意识形态所局限者有之,在学科内各种新观点、新材料的争鸣中举棋不定者有之.无疑,每一部“东方文学史”著述的出现都摆脱不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大的时代背景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内自身的探索与突破.
文学史可以算作历史之一种.一方面,历史的书写需要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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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东方文学史”的编写历史大致可以以1990年梁潮、麦永雄、卢铁澎编写的《新东方文学史》出版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内“东方文学史”的基本结构被确定下来,或可视为“东方文学史”的形成期；第二阶段则更像对第一阶段的背离（对这一固定结构的突破不断被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向着不同方向进行）,新的编著方式不断被实践.于是,这一阶段或可视为“东方文学史”的发展期.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是开放的――带有突破性质的尝试行为并没有终止；而且,由于尝试过程中并未形成新的固定模式供后来者当作靶子进行突破,因而也就很难说在何时终止了.
一、步伐犹疑的形成期（1983-1989）
这一阶段出版的东方文学史共有五部.无论是在对对象的认识上,还是在对对象的处理方式上,乃至在对自身的构建上,这五部文学史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概括为纯文学观下的、拼盘结构式的、带有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指向型的东方文学简史.当然,在具体章节上,尝试突围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依旧摆脱不了80年代国内文学研究背景的限制.
文学史功能是指导文学史编著的重要原则,它在实现的过程中对文学史的内部形式起到指导作用.然而,对文学史功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往往并不来自文学史内部.
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的一种,或可将其功能理解为认识与教育.然而,被哪些人认识,教育哪些人,则使文学史形成研究指向型、教学指向型、乃至普及指向型等不同的功能类型；而教育这些人的目的,则可使文学史的功能指向进一步细化.
具体到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著述,我们会发现：《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在前言部分便开宗明义自称为“本教材”,而《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则更进一步说明：“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托而编写的教材.”《东方文学简史》脱胎于1982年暑期教育部在承德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教师讲习班.《简明东方文学史》和《东方文学简编》也大体遵照教材编写的模式,且都是由数位在高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共同编著而成.其实,从文学史的篇幅、内容、结构、表述上来看,这五部“东方文学史”皆可视作对大学文科生进行东方文学教育的教材.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需要联系到国内整个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其实,就如东方现代文学是在西方入侵东方的情况下被迫诞生一般,建国以来,东方文学这一门学科的诞生便是在破除西方中心论、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等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研究与教学条件尚不成熟――“当时,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另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资料严重匮乏.”于是只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参与的老师们有的之前是从事俄国文学等方向的.但国内的东方文学学科又不似东方现代文学有西方文学作为对象进行借鉴乃至照搬――这一学科可供参考的对象也不存在,自行摸索的困境可见一斑.如此勉为其难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十年浩劫后的80年代.正如《东方文学简史》后记中提到的那样：“1982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一次大型的外国文学教学会议中,许多同志提出了培养东方文学教师和提供教材的要求.”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在这一阶段“东方文学史”编著者的背后存在的官方身影：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等其实都在为这门学科创造条件.“要建立东方文学学科,必须建立东方文学学科体系,而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则首先体现在一系列东方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中.”文学史教材的编著则成为建立该学科话语的尝试之一,是该学科由条件匮乏下的非正常发展转变为条件成熟下的正常发展的一种争取.同时,文学史教材的编著,也使这一学科培养高校师资和扩充研究队伍的尝试成为可能.在学科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文学史教材的编著,一方面受制于相关资料的有限,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对实际教学的适应,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较之于深层的逻辑线索,这一阶段的东方文学史编著更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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