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论文例文,与文学史的难度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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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秩序”建构包括诗歌批评、诗歌评奖、编辑年度选本尤其是诗歌史写作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活动,通过建立标准与尺度、制作优秀诗歌排行榜、重建诗歌典律等等具方式去表述一种有等级的文学秩序.作为重构文学景观的一部分,新诗史的个人化写作意味着新诗批评系及其表述权力进入到具有民间性的话语想象层面.当基于个完整验的诗歌秩序想象表现出丰富性,文学史集制作的惟一合法权注定被消解,多元的诗歌与文化景观通过不同视角获得展现.与此同时,方兴未艾的文学史书写又暴露出诸多问题,由于写作主存在着知识谱系、视野、能力以及叙述意图等多方面的差异,形诸纸面的文学史获得认可的程度必然参差不齐.新诗史写作面临的问题是话语权力自由支配时代的典型问题,除编撰者自身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之外,如何面对繁复的诗歌历史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叙事,既是反思权力话语之后的重要任务,也是诗歌理论研究领域一个亟待正视并且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的常见处理模式是将其置入与当代小说、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类范畴,在线性时间序列中展开叙述,比如采用“朦胧诗”、“第三代诗歌”、“90年代诗歌”等划分手段,尤其注重主抒情姿态与语言方式的变化,得出新诗在时代中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这样一种结论.方法论与结论本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妥,这种处理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内在根源,因为它符合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即后来诗人必然要表现出对前辈诗人的继承与超越,在诗歌方式上,抒情姿态和语言策略仍然是最为明显的外在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所有“代表性诗人”具有文自觉,显然是一个需要实践来确证的难题.历史描绘的样子和历史本来的样子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洪子诚认为“文学史”包含了双重含义：“一个是‘发生的事情’,另一是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和对它的描述的本文.前者是历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对象’,是作为‘本文’的‘历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称为‘文学的历史’；后者则可以叫做‘文学史’,它的研究成果则是‘文学史编纂’.”文学史编纂难以摆脱某种惯性观念的规定,因此历史想象并非对历史的客观描绘,真正的诗歌创作生态远比文学史所能描述的要更为复杂.换句话说,建立在自足性之上的个人诗歌知识谱系,不论它们是否表现出对历史意识形态的认同或对抗,对现存诗歌史的反思与叙述新方案的建构应该从最大程度上获得一种以客观知识为基准的品质,而不是被简单的个人趣味和个人意识所左右.因此需要注意的是,语言策略与抒情姿态在不同读者那里可能标准并不相同,也未必存在一套纯粹有效的标准.事实上,文学史自身的演变是文本、观念不断纠缠的过程,也是文学和批评之间互相矛盾的过程(程光炜语),这要求立史者必须尽可能吸纳文学研究的已有成果,惟有如此才能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状况有充分认识,不至于彻底沦落为某种个人阅读心得史.

既然诗歌史作为一种话语书写不同于再现历史本身,即便是编年式的详尽记录同样可能挂一漏万,况且在个人化写作中,由于个人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历史书写之前的史料积累和阅读准备只能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为,这决定了诗歌史写作者无法成为一个“全能的读者”.具备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对于诗歌史的要求并非一种绝对可靠的、全景式的诗歌知识图谱,而是通过一套有效的参照系来重构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它既包括对实践、思潮等宏观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也涉及对历史偶然性的敏感捕捉,以此展现个生存验与诗性言说,新诗文自身的探索与更新.简而言之,对诗歌历史的科学描述和有效考察模式的双重要求,构成了文学史书写的难度.讨论近二十年来诗歌史书写所表达的诗歌秩序,逻辑起点正在于首先承认文学史的难度,挪用洪子诚先生的话来说,“承认知识者的无能和无奈的悲哀”,虽然这句话更应该被当成谦逊之辞来理解,但我也相信它准确、深刻地概括了文学史家面临的真实处境.

如果进行简单划分,“近二十年”包括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10年各具时代特色的时间段,作为相互照应的“两个10年”,上世纪90年代纯文学被压抑的命运与因经济繁荣而推动的新世纪文学构成了强烈对比.颇有意味的是,“90年代诗歌”具有某种年代自足性,在一篇被认为预示了诗歌转向的文章中,1989年被当成当代新诗发展的分水岭：“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过渡和转变已不可避免.”徘徊在内心价值彻底失落的时间尽头,诗人终于发现“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价值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决定强化个人诗歌书写实现边缘化的自我确证.这份“90年代的重要诗学提纲”强调诗歌要转向更为清醒、理性的“中年写作”,尤其意识到知识分子现实理想与语言理想的矛盾.欧阳江河强调“90年代诗歌”与此之前的“断裂”,在他看来,“断裂”之必要不仅是诗歌自身发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代知识分子价值理想的重新思考与追求,因此“断裂”成为一个更加迫切、更加具有历史意味的自主性选择.应该说,从反思历史的角度进入到反思诗歌内部确实产生了文学史意义的思想张力,包括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翟永明、肖开愚、臧棣、孙文波、西渡、桑克等人在内的部分诗人也写出了一些优秀作品,它们从诗歌个人话语出发对宏大叙事进行了深入质疑.程光炜借用王家新的诗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对上世纪90年代进行命名,他认为这种上世纪90年代特别的精神气质契合了知识分子弥漫在历史空间中巨大的无奈感.对“90年代诗歌”新品质的强调,首先从上述诗歌写作者和一批对诗歌技艺心存敬意的参与者那里被提及,在他们看来,中国新诗的先锋性必须在开放的结构中取得存在依据,通过历史语境中的具写作实现生存境况的全面思考与复杂表达.唐晓渡指出,这种新时代特征正是在“断裂”的基础上与上世纪80年代诗歌取得精神关联：“并没有从天下掉下来一个90年代,它也不会被我们经历后跌入万劫不复的时间深渊.这里作为历史的写作、写作的现状和可能的写作之间所呈现的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既互相反对,又互相支持的开放性结构；其变化的依据在于诗按其本义地在自身创造中不断向生存、文化和语言敞开,而不在于任何被明确意识到的阶段性目标――不管它看上去有多么重要.”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断裂”的话语迷恋导致语言崇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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