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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政治和文学的纠结是一个充满争议而又难以规避的问题,似乎这样一种“命运之轴”一直在影响、制约着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沉浮.而长期以来,围绕二者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一种以政治与文学互为否定的结构性冲突为构设逻辑的文学史观的形成.显然,由于其间政治和文学都曾或正被赋予超越对方的话语和道德优势,被想象成维护各自本体精神的抗争性力量,也就缺乏一种包容当代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开放意识,价值评析尺度的二元对立一直妨碍着当代文学获取贯通、融合于政治的整体维度,客观上割裂了当代文学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依存和共生关系,反映出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局限.在此背景上,杨匡汉等先生提出的“共和国文学”,作为一种凸显当代文学‘独特性”和自足性的历史书写,体现出了纾解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重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评价、处理方式的历史意识,将有助于辨识文学和政治的本有涵义以及它们在当代境遇中冲突、持守乃至相互穿越的复杂关系,增加我们靠近文学史的可能性.固然在“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化的话语情境中谈论当代文学,布满了二者之间互为异化的歧途,但著述《共和国文学六十年》能在涉及的诸多关系、问题的冲突、碰撞和对话中辨析当代文学与政治的生态关系,建构政治与文学现象、文学体式、文学批评等之间的构成性和互动性,在开放动态格局中考察和提升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学术品格,也就足以证明著述面对当代文学史书写困境和局限探求范式更新可能性的精神和努力.
一、政治与文学的融通：文学史立场的选向
或许,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可以从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轻易得出文学和政治存在结构性冲突的文学史观念,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观念的自然性和不证自明.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文学史书写一直在印证着上述观念,但并不能否认政治和文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互通与融合.这不仅在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基本生态关系,更在于政治也是文学的题中之义,文学本身包含着政治性和制度化内容.论著正是从这里开始显现出独特之处,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重新检视当代文学的生态关系,辨识、梳理当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迎合、进入乃至分离、对抗、矛盾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机制,突出了文学与政治在形式、内容和精神上的融通,进而解决了政治／革命文学史话语对于当代文学的覆盖问题.如此,文学也就不再流于对当代政治文化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政治也不再沦为对文学的庸俗性异化,由此消退当代文学史写法的既有局促,确立了洞察当代文学的开阔视野和现实支点.
论著将文学与政治的冲突让渡到二者的融通,显然有着打通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壁垒和隔阂的意图.就当代文学而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身并不构成文学的反面,相反,作为一种显性制度和隐性文化力量,它是当代文学赖以存在和显现的本质标识,由此赋予了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基于此,论著开篇就在“当代文学史”命名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辨识中确认了当代文学的政治属性,建构出“共和国文学史”命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而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政治语境为背景和参照,考察“中国大陆文学”“六十年”间各种文学思潮和创作主张由封闭走向开放、单一走向多元的历史衍变过程,追思“文学工作者感应历史时代脉搏”、“传达民族的颂歌与悲歌”的智慧才情,归结其间的正反经验.相关建构涉及、涵盖多个方面,“文学政策”一章视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等为当代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历史性描述并不耽于相关观念内容的编排介绍,而是注重辨析阶段性的文学政策在具体措施、体制、观念、事件和社会语境等层面与文学创作相互影响的对应性和关系模式.不仅表现出一种“历史之同情”的历史现场意识,而且突出了构建政治与文学融通过程和路径的求变眼光和思路.“文学门类”部分则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视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具有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以历史主题性作为共和国文学历史的框架和主线构建当代文学的“意义地图”,诸如“历史与人生的风雨舒卷”、“时代琴弦上的搏动”等颇具当代历史意味的标题传达出当代文学强烈的社会色彩,政治性主题的表现和演变构成了释读当代文学现象的基本线索.或许,从主题角度比较容易介入文学类别的历史色彩,突出文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文学体式在共和国文学语境下所具有的政治意味.而在论著的其他部分中,这种观念也同样引导着共和国文学的向度、文学形象的塑造、少数民族文学及至当代文学实验和批评的创新求变等等的书写,彰显出政治元素在共和国文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客观性、具体性和普遍性.在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巨大而喧嚣的“螺旋”中,一切都难免政治色彩的浓厚浸染,这不仅是时代的底色,同样也是文学的底色和原色.而编撰者提升了共和国文学政治色彩的历史品格和学术价值并超脱到史家意识的高度,政治视域由此突破了以往文学观念的封闭和偏执而转为一种开放、融通的文学史视域.这一开放性的获得使其能够穿越庸俗的文学社会学、政治学遮蔽,理性审视和呈现当代文学的政治性存在.如果破除对于政治历史话语的偏见,较之流行于时下的审美、人文主义等文学史话语,此类文学历史观的建设性当更具介入当代文学史的优先性.而面对近年来数量众多的审美或人文主义、现代性等视野下相对单一的文学史书写,论著也相对淡化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论析,或许还不乏规避重复、开拓学术空间的意义.
而论著彰显当代文学“独特性”、融通性的“共和国文学”历史考察方式也有着多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现实支持.首先,“共和国”应该属于一种彰显当代文学特质的历史范畴.英国剑桥大学一直把我们所谓的现代文学史称作中华民国文学史,也一直把当代文学史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显然,这样一种视域与书写方式,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正本清源性质.而杨匡汉先生本人近年来也频频撰文阐述这一概念,国内也在2009年8月举行了“共和国文学60年”研讨会,拓展了相关观念的影响和认同.其次,在文学现代化这一维度上,当代文学的政治性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题中要义,文学只有“置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使文学当代历史的复杂关系有更多的揭示”.尚塔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中说：“关于社会主义理想,问题似乎就在于与现代性的规划密切相关的进步这个观念上.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讨论已经开始转向政治.”他因此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形成并被象征性地安置.”由此,从“共和国文学”角度介入当代文学史,也就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代性角度,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所缺少的”.再次,共和国文学史的提出也有着面对既有文学史观求变的现实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力量对于文学的发展曾有过不恰当甚至不光彩的挤压和侵夺,使得人们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一直不乏争议和戒心,尤其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倡导得到践行以后,文学的政治性因素成为相关观念和行为批判、反思的基本参照而被普遍指认为异化文学的反面力量,而近年来文学史编撰中出现的“去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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