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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上一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世纪初直到70年代末,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多方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留下了诸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子展)、((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吴文祺)、《晚清小说史》(阿英)、《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等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的经典之作,整理出版了《近代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晚清文学丛钞》以及一些作家文集等重要研究资料,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客观地说,由于没有明晰而坚定的学科意识,相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显得单薄,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
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体系、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的“新时期”.短短3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检点、打量30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个阶段,以描绘近代文学学科逐渐开始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
一、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到1988年近代文学研究学会的成立,是近代文学研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随后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中国社会开始了思想上的“破冰之旅”.思想解放的潮流所及,为学术研究营造了相对正常的氖围.近代文学研究开始挣脱“泛政治化”的牢笼,回到学术研究自身.同时,高考制度的恢复与不断完善,使人才培养机制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善.在近代文学领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培养基地,为近代文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一代代后续人才.
这一阶段对于近代文学学科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是学科共识的达成.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和《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的出版和发表,基本上确定了近代文学的疆域,完成了近代文学史的框架构建.1988年成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稍后,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以及其他近代文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是学科建设步入正轨的标志性事件,既意味着近代文学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化、规范化.也可以看作近代文学获得正式身份的证明,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争论,自此方算尘埃落定.
在恢复、重建过程中,近代文学研究收获了“新时期”第一批成果.其中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中国近代文学史》,时萌的《中国近代文学论稿》、《曾朴研究》,管林的《龚自珍研究》,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以及季镇淮、钱仲联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论文等,出手不凡,见识卓绝,显示出第一代研究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专业功力.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魏绍昌编辑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薛绥之、张俊才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料》,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等.
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文学史还是专著,包括资料的搜集整理,持论均较为拘谨,题材也相对集中,比如小说研究集中在“四大谴责小说”、诗文研究关注龚自珍、秋瑾等,显示出政治标准仍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研究者.不惟近代文学如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这是时代赋予文学研究的特征.
二、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阶段.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正常运作,使研究日渐系统化、规范化.以近代文学学会等为依托,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其中最成规模的是近代文学学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定期召开年会不仅可以总结学会工作,更为研究者交流、交换学科研究信息提供了平台.除定期会议外,还频繁举办不定期会议,在诸如“黄遵宪研究”、“刘鹗与《老残游记》”等专题下展开探讨,推动近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掘进、发展.2,随着研究队伍的成熟与日益壮大,一个年龄结构合理、学术个性鲜明的学术群体逐渐培育成熟,显示出近代文学既重学术传承又张扬学术个性的学科特色.这一阶段的研究主力多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陆续进入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较之前辈,他们以更加系统的知识背景,更加开放的学术眼光,更加泼辣的学术胆识,不断为近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3、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思想观念、文化形态、价值体系日益趋向丰富、多元,置身于一个更宽容也更强调个性色彩的学术氛围,研究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因而异常丰富而生动.
经过前一个十年的丰厚积累,加之上述诸种有利条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在专著、文学史、资料搜集与整理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文学史写作方面,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王飚等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卷)、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谢飘云的《中国近代散文史》、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和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
这一时期多部近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版既是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学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回应.“重写”意味着以新的学术眼光重新审视、梳理文学史实.研究者在以开阔的视野整合所有文学史现象的过程中,开始体现了对近代文学的丰富性、整体性、与体系性的深切追求.而且得益于研究者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更新,文学史写作也开始突破“时代与作家作品”的传统写作模式,呈现出多种可能性,文学史正由死板的“历史的堆积物”日益走向丰富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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