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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十年业已结束.在这一不长不短的时间段内中国的汉语诗歌生态尽管不无复杂,但是其整体发展态势还是良好的,但是也毋庸置疑无论是在诗歌写作还是诗歌批评倾向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其中有些问题由于其影响和受众的广泛加之不断褊狭化的过度阐释必须予以纠正.
是谁制造了本质主义鸿沟的形成和扩大
众多倚重文学社会学观念的批评家太过于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作家的阶层身份,这是否印证了当年库切所说的在新批评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还愿意处理诗歌自身而科恩布拉姆施奈特早在《德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一文中就强调一个人只有从其他资料而不是从纯粹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有关某一社会结构的知识,才能发现某些社会形态及其性质在文学中的重现程度.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社会属性显然又是当代文学宏大叙事和社会学批评的翻版与旧调重弹.在需要提醒的不良的诗歌批评倾向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重返文坛,二元对立诗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所导致的诸如题材神话的重新“崛起”,诗歌写作和批评的伦理化的不断加重和偏颇.而有批评家居然为褊狭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进行拥护和辩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时代的文化价值呈现了二元分裂和两难的暧昧状态”①.尤以一些批评家所倡导的底层诗歌美学以及对所谓的“中产趣味”诗歌写作的大肆批判、讨伐为甚,这使得大批的诗人和诗歌批评者沉浸在“底层”写作的天鹅绒般的幻觉和“正确思想”的狂想与虚妄之中.而这种“政治”批评话语的重新确立不能不与现代化进程中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分层状况有关.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将中国社会成员区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等阶级.而事隔七十多年之后一位著名作家则又重新对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划分,如当代资产者阶层、“买办”阶层、中产者阶层、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农、农民和黑社会等②.而暴力革命年代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似乎重新在中国诗坛的写作方向和批评立场中产生了不小的回响,诗学和社会学的争论重新燃起.在“泛政治”化的后社会主义时代语境之下,这些重返“政治”批评的批评者在文章中不断使用“底层”、“人民”、“现实”、“苦难”、“阶层”(阶级)这些关 键 词,不断激烈地使用“二元对立”、“分裂”、“对峙”、“分化”、“反抗”这些意识形态词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极大的正义感和道德化身的印象,也从而获得了诗坛、批评家和媒体的道德同情和话语权力的支持.为数不少的诗歌批评家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在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中产、历史与当下、赞美与救赎、挽留与拒绝中设置鸿沟和立场,而正是这种分裂和“排队”的姿态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的张力和复杂性在不断消弭中呈现出强硬的“本质主义”倾向.这也同时衍生出了一种“仇恨”诗学.这种缺乏还原的历史主义和田野作业式的诗歌话语方式却在新媒介和话语权力的掩护和支撑下获得了“道义感”.当年的哈贝马斯把“市民阶层”作为“公众领域”的中坚力量,而现在则由“底层”替换市民阶层而成为公众领域的主体,这也使得这一群体成了民间话语和国家主流话语的共同塑造的“想象共同体”.但是以当前的诗歌写作语境而言,当新世纪以来文学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伦理共识的时候,当这些带有“社会问题”题材的写作成为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当这些题材甚至成为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不能不是可疑的.当然在一个阅读和评论失范的年代,个人的一种说法想要最终获得一定程度的广泛认可无疑是困难的.作为个人的写作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仍会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推土机和拆迁队无比疯狂的年代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话语”.这种诗歌写作的寓言性和“政治话语”是必备的,但是其前提仍然是个人化和诗歌本体意识的,我们不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者以及在主流美学的规训下“思想”和“写作”一起被征用的流行的“底层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吗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在私下和酒桌上对这种底层美学和中产趣味的诗歌批评的质疑,而在公开的场合却充当了不批评、不认同、不介入的讨巧者和暧昧的“中性”角色和“中庸”立场.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诗坛生态的庸俗、媚俗和可怕.在此笔者重点就与底层诗歌写作和诗歌的“中产趣味”问题相关的批评倾向进行个人性的思考,以期与一些相关的批评家进行商榷.
在一些诗歌批评者看来,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事实确是如此.据此,这些批评者就强调在市场权力和GDP力量不断强大的社会语境之下,中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为贫困化的底层人群和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而诗歌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奇怪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有批评者认为“盘峰论剑”以及此后“民间派”的自我分裂和内讧、“70后”诗歌、“中间代”这些群众性诗歌运动除了新世纪的时间叙事的冲动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尤其是民间经济力量增长所带来的民间文化日益扩大的结果.我想经济对当下的文学肯定发生着影响,但是这种说辞是无限夸大了经济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的影响,而忽视了诗歌自身的发展和其他更为复杂的机制的综合影响,没有看到世纪末的“盘峰论剑”和更为年轻的诗人群体自然成熟和成长的结果.
在社会分化的图景中,一些批评家的伦理道德感和阶层意识愈益强烈、膨胀甚至有以此为圭臬取代其他评判诗歌标准的倾向和企图,而“底层”的苦痛、眼泪和愤懑就成了这些批评者控诉经济和工业时代的最为妥切的依托,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历史注定要让道德来背负沉重而充满悲情的债务,要让一些人的命运成为这诗意崛起的牺牲品”,“底层人的命运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辛酸和愤懑.谁会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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