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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作为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萌生的新式学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筹建.其文学教育经晚清,历辛亥,直至五四之后的轨迹变迁,是个案,亦可引为民初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互动共生通例的研读.
一
创校伊始,教科科目按照斯时(1903年)清政府奏定优、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公共科科目中含有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与其相应,初级师范科目中亦基本按部章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这一科目在新式学堂留存的必要性与合理胜,在清末教育理念与体制的激荡变革下几经沉浮.陈平原对此研究认为：首先,以矫治“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旧学弊病的初衷,“新教育”自然不应再“沉溺词章”,但是在西人学堂章程中,文学一科又断然不会缺席.至于“中体西用”之说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主张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之国语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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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矛盾的存废之间,教育者才开始重新考量从旧学中剥离、从西学中舶来的文学学科该如何教育.新旧中西之间的似与不似在言辞中尚能模棱两可,但在细化的实践中却没有标准性的明确规范,全赖教育者在具体的操作中摸索.较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科目的赖有西洋、东洋先法可依,应对文学科目教育这个尴尬的存在,则鲜有借镜,难能按图索骥.浙一师的掌校者经亨颐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旧学辞章诵习之时,诗书礼乐向为一体.实质上,包括经亨颐在内的、两级师范初建时的师资骨干鲁迅、许寿裳等在日绍兴籍留学生,早在引起相当轰动的《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中便言及国家是“人人所共建设之,共居住之,而非一家之所得而私,一人之所得而有也”,否定君权天授的政教伦理；谈到日本学校课程设置“其教课,又非如中国之所谓《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八股、楷法之类也,若修身、伦理、心理、历史、地理、博物、理(声学、光学、电学、重学等)化、算数、体操、图画、唱歌等类”,毅然将修身、伦理等“现代”课程与旧学的陈腐划清了界限,“要使天地间万事万物及人世应用之学,必知之理,无不立课程以教之”,修身伦理也成为了泛宇宙间真理一般的存在.
重要的修身伦理课的教员择定,经亨颐因“不愿意由国文教员担任”,而想请日本教员中桐确太郎讲授.之所以如此,是缘于经认为国文教员讲的是“一套毫无意义的伦理”.中桐确太郎以揶揄的口吻问,难道伦理课可以由外国人教授吗经亨颐愤懑地回答：我是请你教授世界伦理史,而不是日本伦理.请授不成,经亨颐只得改请“某著名的国文老师”担任伦理课的教学；当然仍旧不满“极尽小学和子类统编的能事”,而终于亲上讲台.这伦理课教员便由经氏在一师担任了八年,直至“一师风潮”后怅然离校.且搁置经亨颐的“世界伦理”的大同世界理想不说,对于经亨颐而言,伦理、读经、文学三科,不仅仅只是为了应和西学学制课程设置的形式层面,而是将旧学“道德文章”的浑然,作了彻底的切分.
在当时的“实学”教育中,文艺可谓是缺失薄弱的一部分.对于经亨颐理想主义色彩的‘育人”而言,文艺应作为“美育”的手段不可或缺.而经亨颐本人则被曹聚仁评价为“其实是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文土”,“饮酒赋诗,能写一手好的爨宝子碑”,且擅长绘画,端的是一派魏晋名士风骨.其一手创办起艺术专修科,延请李叔同到校,硬件置备在当时可谓大手笔：由美术教师挑选最好的教室进行专门改建一桩就令人纳罕,毋论音乐教室是选址在花园里特别另建的,配备有两架钢琴与五十多架风琴.
相当微妙的是,在关涉志趣情感的层面与美术音乐同样切近的文学教育,却无此等礼遇.经亨颐解说道：“夫感情之生,有触发与自然之别”,“五国文学具有触发感情之特色”,但音乐激发的自然之感情才能涵养品性.“吾国文学”“惝无自然之感情以调济之,恐枯竭而必致破裂”.
新式学校传授“实学”之知识技能当无异议,但此时兴校的教育目的已不再急近地驻留于器用的洋务,或者维新变法的政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以及之后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标举的正是经亨颐所一力贯行的“人格教育”.其“人格教育”的最终旨归还是完合的与社会相契的道德人格,培养新社会、新国家的理想公民.
其经营的“美育”育人亦从来不是隐逸之道,或者指向无功利的超然.所以当李叔同辞教离校、遁入南山时,经亨颐相当不以为然.一来是麾下失去一个极其优秀的教师,二来这位自己一直钦重有加的同道中人蓦然脱轨出世,视社会进化事业为虚无.经亨颐甚至忧心以李叔同在一师学生中的影响力,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消极负面的作用,特别颁布禁令,在校内不准读佛.经亨颐的“审美”教育的提出应接了蔡元培的“美育”提倡,而蔡元培的美育本身就是对“德育”的补充：传统中美育包含在德育中,但“挽近人士,太把美育忽略了”,“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
道德训育在经氏“人格教育”的排位中,居不可动摇的首位.而倡导音乐、美术的审美教育的原因,正是为了更好地导向道德训育.“人类有感情作用之特征,而感情与伦理之接近,尤为吾国道德心理的基础之特色,宜如何维持,如何助成,教育上大可研究.”经亨颐倡导艺术教育亦是以审美陶冶性情,以美作为器用,令文化薰习背负强烈的责任感,指向“改造社会”.
在经亨颐等教育者眼中,从“辞章”旧学中切割出来的“中国文学”科的存在意义是微妙的.即便作为现代课程教育不再负载道德教化的责任,却总是受政教伦理的镣铐桎梏；即便是涉及文艺审美的情感熏陶,也因为“不纯粹”至多只能作为辅佐.如是,审美性的文学教育在此只作为搞清楚“读文、作文、习官话”这等程度的知识、技能传授.然而仅仅学习知识、技能又是“人格教育”所不屑的舍本逐末的行径,学校若只是作为“贩卖知识的商店”的存在进行“现钱交易”,自然是目光短浅,授人鱼而不授人以渔.学生只是贩得了货架上的东西,而未习得“营业之方法、同行之规则”.至于什么是“营业之方法、同行之规则”,经亨颐称：“无他,人格是也.”
最悲哀的是,经亨颐对于“中国文学”作为知识、技能的存在,一度也未必认同.他说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而此时他麾下的“中国文学”科的教师有文字学家徐道政,词曲家刘毓盘,重考据、长训诂的通儒单不庵以及沈尹默.单师治学严谨,授课却漫漶无计划,教国文“单讲邱迟与陈伯之书,就整整讲了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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