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多元博弈的文学评奖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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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何言宏

对话者：汪政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谢有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郭春林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言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的话：与1990年代,特别是与1980年代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那就是文学评奖的类型、方式、功能与意义及它们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具有新的特点,也是文学界经常性的公共话题和私议焦点,有的时候甚至会在整个社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我们的文学生态以至于整个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前不久,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刚刚公布,评奖的影响余波未息,虽然在我们的“新世纪文学反思录”中原来就有这方面的议题,要讨论一下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奖,但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讨论,也许会有着相当特别的现场感,有些认识和有些体会也许还会更加深切.

庞大的政府奖体系

汪政：其实,文学奖的影响是不是重要,现在还很难说.说到影响,那就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对他者的施事并且产生结果,但现在评奖的意义还在于它们自身.由文学而波及到文学以外,大概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算一个,但是文学界以外的人来说茅盾文学奖确实少有接近其本身的.反正现在流行质疑,不管什么事物出现,先打一个问号再说.所以,不管什么奖,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评奖的研究与阐释,没有研究与阐释,就很难使文学评奖得到文学自身以及文学以外的理解与认同.这次茅盾文学奖在与外界的沟通上是做了一定的努力的,也许媒体更多的是关注评奖的实名制,关注谁获奖,其实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探索与构建,是经验的再度积累,是与外界的互动与对话.这些努力的意义也许还要假以时日才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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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文学奖会引起关注、争议,和公众对文学奖的期许有关.作为文学生态中的一种存在,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人对文学奖的期待是过度理想主义了,他们要求文学奖介入当下的文学写作,引导文学发展的趋势,其实这是苛求了.写作是一回事,写出来之后别人怎么评价又是另一回事,我不相信哪个文学奖能够真正引导文学的发展,我也不相信有哪个作家会傻到按照某个文学奖的标准去写作.因此,文学奖是已经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事实,既不必把它理想化,也不必对它怒气冲冲.有人写文章说“文学奖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这话是对的,可这话也可反过来说,没有文学奖也造就不了文学的繁荣啊.这就好比一些人对任何文学奖所出示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持批评态度的,可当他们自己筹办一个文学奖,或者参与一些文学评奖之后,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建树.文学评奖是一次集体作业,必然是一种妥协和平衡的结果,它其实很难贯彻、践行个体的理想.把一种个体的审美和一种集体的审美相对应,肯定是会有差异和冲突的,但若由此说文学奖的存在恶化了文学的生态,就像说文学奖引导了当下文学的发展一样,肯定都是夸大其辞了.而公众在讨论、质疑文学评奖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出示一种对文学现状、文学成果的评价,这也可看作是文学奖还有存在价值的理由之一.

何言宏：我以为在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评奖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政府奖”,二是“民间奖”.这样的分类当然很粗略,有些评奖实际上“杂糅”了政府和民间等多方面的因素,很难明确地将它们归类.我个人以为,反思和总结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评奖,应该联系于中国更加宽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语境制约和决定了文学评奖的诸多方面.首先来看“政府奖”.实际上自1990年代开始,相应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变化与调整,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在文学场域建立了一套规模庞大的“政府奖”体系,以文学评奖为杠杆来引导和促进文学生产,形成了一种具有新的特点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在新世纪以来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强化,越来越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了方便,我曾经将这样的机制非常简单地概括为“抓评奖,促生产”.这一机制的基本特点,便是国家文学奖励制度的建立.这一奖励制度,主要是以从国家到地方所层层建立的“‘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主干的“政府奖”体系.在国家层次上,这一体系主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组成.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奖”体系则由地方党委主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和地方政府或作协主办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评奖组成,比如北京市的“老舍文学创作奖”和我们江苏省的“紫金山文学奖”等等.任何文学奖,其实都是某种文学标准和文学理想的倡导、重申和确立,当然也是对那些相异于此的文学实践的排斥与规约.如果借用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尔的理论,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场域中,“政府奖”运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与丰厚资源,对于合乎其文学理念与文学标准的文学实践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激励”,其对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生产影响巨大.

郭春林：言宏兄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将目前大陆的文学奖依照奖项设立者的性质,划分为政府奖和民间奖两大类,进而认为政府奖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

文学奖有关论文范文检索;手段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影响.这确实把握到了文学生产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关系.但我想这里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既涉及到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又可能蜕变,或者本来就是文化霸权.就当代中国的复杂性而言,我想,这两个方面大概都必须考虑进去,同时通过对各奖项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才可能看到政府所设立的诸文学奖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把握它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影响.同时,如果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具体化,它又会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深层内涵的具体内容.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体制中的政府奖本身也是需要认真考量的对象,单就评审机构与评委的构成就并非可以简单地视为合谋或共同体的关系,而可能存在内部的紧张、博弈,以及诸文学观念、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权衡.但是,这里似乎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奖的公信力.一方面,公信力的普遍下降必然对文学奖的评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奖公信力的下降又将导致整个知识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公信力的下降.或者说,几方面相生相伴,彼此关联.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言宏兄前面提及的布迪厄文学场的研究方法所要面对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局面,当然,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文学界及各种各样的文学奖评审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设计,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为文学重新赢回应有的尊严.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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