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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虎门销烟170周年祭.说到已经相隔两个纪元的那场战争,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太多欲语还休的感慨.对国人而言,那是一个永远的伤痛,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战略课题,更是一个人言人殊的历史谜案.因为那一战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都产生了太多、太大的复杂影响.而战争的过程又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当今天的我们本着一个平和的心态,重新再看这场战争时,也才惊觉,原来其中还隐藏着许多被遗忘的历史提问,等待一个迟来的回答.
当工业革命遭遇东方土布
说鸦片战争,就要谈到大英帝国和工业革命,因为这一相当偶发性的历史事件曲折地导向了鸦片战争.
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革命为主导的一场轻工业革命.但很多人在大谈特谈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元素的时候,却很少去关注另一个关键元素―棉花.其实,在国际贸易与大国关系层面,棉花的悠久作用远远压倒了蒸汽机.
说起来很有意思,棉花是东方植物,所以棉产品在欧洲长期是东方情调的象征之一.在古希腊,就算是巨星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搞不清这种神秘产品的由来,以至于认为是印度一种长羊毛的树上结出来的奇异果实.1641年英国才有了本土的棉纺业,18世纪后期,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棉纺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但是,和以往的简化历史不同,英国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在西半球的商业竞争中占了上风,但在遥远的东方依然面临着两个对手的严酷挑战.这两个对手就是印度的土棉和中国的南京布.
这两样商品都是手工产品,但因为成本低廉,生产基数大,加之有悠久的生产历史,制造经验独到丰富,所以在当时是全球范围的畅销产品.事实上,直到1813年,印度的棉布还在大量销往英国本土.而被外国人统称为“南京布”的中国江南土布也不逊色,早在18世纪就开始吸引欧洲人的眼球.松江棉布和印度棉布相比,虽然略显粗糙,但却非常结实耐磨,“既保暖又耐穿,适合缝制军服”.所以欧洲人将印度棉布贩回欧洲,而用松江棉布制作殖民地军队的军服,甚至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很多侵华英军的军装里,还有松江棉布的因子.
印度和中国不仅是庞大的生产基地,而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当时他们都不需要从外部进口棉布,但是,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时段,中国广州地区却从英国人手里进口棉花,原因很简单:外销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本地市场棉根紧缺,所以才从英国人手里买一部分原材料,既解决了自己穿的问题,加工后再出口又比卖棉花赚钱―在这里,英国商团俨然成了中国的原料供应商.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中国棉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搞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却解决不了世界市场问题,也难以解决不对称的经济较量问题,尤其在远东棉市上,被中印联军打得灰头土脸,苦不堪言.时间一长,英国人就不免穷则思变,搞起在自己国内绝不允许的不正当竞争来.自1701年9月29日开始,对来自印度、中国、波斯的丝织品、混纺品,“还有除开白底棉布以外的所有染过色的白细布、薄毛织品,均封存仓库,直至再输出之日为止.”在英格兰,上述“违禁品”一经发现,“不管是衣服还是日用品,均予没收.对其所有者和贩卖者课以二百英镑的罚金”.但更让英国人头疼的东方植物,则是中国的茶叶.
从香辛料到中国茶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商人络绎东来,初始目的在于“寻找香辛料和基督徒”,欧洲商人寻求香辛料的目的则在于贩回欧洲倒卖,获取暴利,而远东市场对他们尚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所以一开始,中国市场与中国商品在欧洲商人眼中并不重要.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不以欧洲商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变化.
四大香辛料(胡椒、豆蔻、丁香和肉桂)中,除肉桂与中国有关外,其余三种都散布在从印度到东南亚的广大区域内.当时货币经济在南洋尚不发达,所以南洋的土著香料种植者们更乐于以货易货,这就逼着欧洲商人要先将货币变成棉布和稻米.当时在南洋销行的棉布主要来自印度,而印度人则注重金、银贵金属的获取.加上当时西洋世界战争不休,海盗猖獗,远距离的贵金属运输非常危险.于是欧洲商人又必须用他们的商品在远东就地获取贵金属,这就把日本给卷了进来―日本是当时东亚重要的银产地.但是日本人乐于掏银子购买的却是中国的丝绸和生丝!而当时中国对于檀香木、胡椒等海外产品也有相对的需求.
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段,直到一系列变量的介入,才使之逐渐变化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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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量是日本的“出局”.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方面是日本银矿的日趋衰竭,另一方面是德川幕府奉行锁国制度,不再允许日本人出海贸易,来日本贸易的外商也仅限于荷兰与中国.这就使日本在“欧洲-东亚”贸易网中逐渐退至边缘.
第二个变量就是中国商品,如茶叶、瓷器、棉布,尤其是茶叶在欧洲的热销.
传教士在17世纪中叶将茶叶带到了欧洲,一开始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改写历史进程的,是1662年的一桩政治联姻.
这一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了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这位公主酷爱饮茶,正是她将“小杯品茶”的风尚带进了英国宫廷,并逐渐由贵族到平民,涟漪状扩大到英国全境,覆盖了各个阶层.伴随着“下午茶”传统在英国的形成,中国的茶叶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并使之最终取代传统的香辛料而成为欧洲从亚洲进口量最大、获利最高的商品.
茶叶热销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引发茶具“革命”,使中国的瓷器在欧洲也大行其道.这样一个转变逐渐将从未追求过国际商业核心位置的中国,不知不觉地推到了“欧洲-东亚”贸易网的中心位置,而且是绝对中心位置,欧洲商人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南洋向北转移,并日渐对中国茶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瓷器热逐渐降温,而茶叶却越来越火,甚至火到把伦敦的内阁大员们烧得坐不住的程度.
从茶叶热销到数窗户征税
18世纪的欧洲,是英国霸权主导下的欧洲,而作为霸主的英国正是中国茶叶外销的最大客户.“到18世纪末,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夏日里,经常可以在里奇蒙的某个胡同看到乞丐端着杯子在喝茶,修路工人在喝茶,赶灰渣车的车夫在喝茶,还可以看到晒干草的工人在买茶.”
据“英国首相庇特在1784年时估计,英国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年消费三磅的茶叶.事实上,即使贫穷人家也饮用了不少茶叶.”结果就是茶叶无论经由哪国商人之手,最后都百川汇海般地销往英国.英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就是课以重税,结果茶叶走私横行.整个欧洲的走私船云集英伦三岛周边,不分昼夜,络绎不绝等
在这一走私狂潮的冲击下,东印度公司经手的“官茶”因为要缴高额进口税,所以极度不具备竞争力,而茶叶又无法长期保存.英国政府为解决公司的积存茶叶,于1773年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使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再特批公司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而只征收轻微的茶税,使之得以将库存茶叶以比走私茶叶还低50%的价格在北美殖民地倾销.
这一来不免激怒了新大陆的走私商们,他们串连了殖民地反英人士中的少壮派,在波士顿鼓动一帮小青年,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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