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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麒,辽宁北镇人.1967年长春地质学院岩石地球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86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地层古生物专业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和所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地质科学》主编.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地层与年代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环境研究,系统研究中国火山的地质特征；开拓了中国玛珥湖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中国新生代火山幕和晚第四纪以来高分辨率的时间序列；发现黄土中游离温室气体高异常；推进火山岩油气藏的勘探开发,引领玄武岩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应用.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项,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特等奖以及首届侯德封奖等奖项.

地质学自考专科毕业写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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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嘉麒院士的采访,是一次生动的体验.记者面前的这位老者,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言语生动.在采访刘先生的时候,记者时而为他描述的野外遇险所担忧,时而为他的妙语所触动,时而为他爽朗的笑声所感染.仿佛他不是年过花甲的院士,而是初登科学殿堂的学子,吃苦奋发的精神和对新事物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不断地向前.

刘院士口中叙述的人生,在记者的脑海中形成了美丽的画卷,那是一幅诗一样的画卷：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艰苦求知贵坚持“对一个人来说,在艰苦环境中成长是有好处的.”

1941年,刘嘉麒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46年冬,全家回到故乡辽宁省北镇县（现北镇市）,定居在医巫闾山脚下的石佛村,务农养家.

1949年初,家乡解放.8岁的刘嘉麒第一次背上书包,进入村小学读书.父亲早逝,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但母亲咬紧牙关,没让儿子辍学.1957年初中毕业时,正值全国高中招生紧缩,全班58名学生只有6人考上高中,他榜上有名.高中毕业时,刘嘉麒已经是全年级仅有的三名全优生之一.

在报升学志愿时,他遇到人生中第一个困难的抉择.报考什么学校?当这个问题摆在刘嘉麒全家面前时,得到的答案却是十分无奈的,“什么学校花钱少就考什么学校”.懂事的刘嘉麒填报了长春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谁也不会想到,当初无奈的选择却在几十年后给共和国贡献了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

入学不久,便赶上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刘嘉麒在学校也吃不饱饭.“那时候,早上吃一碗玉米面糊糊,第二节课开始肚子就叫唤,后面的课只能硬扛着.”一些同学忍受不了学校生活的艰苦而相继退学,“我们班35个人,开学两个月就走了8个人.我还算有点毅力,反正家里也是苦出身,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下,刘嘉麒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1965年毕业前,从全校约1300名毕业生中选拔学生报考研究生,最终考上14名（本校8名,外校6名）,刘嘉麒是其中之一.

正当刘嘉麒踌躇满志地攀登学业高峰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研究生毕业后,刘嘉麒被分配到辽宁营口地质队接受再教育.之后又调动到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在吉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刘嘉麒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并且成为单位的研究室主任.

1978年,37岁的刘嘉麒面临人生的又一次抉择.这一年,研究生招生恢复,他选择了再次求学.“知识的更新换代很快,经过10年的发展,我已经有好多东西不了解.我想把落下的知识重新补回来.”

这次求学对刘嘉麒而言,需要有背水一战的勇气.37岁的他,已经成家立业,在单位也是业务骨干.考取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质学家侯德封先生的研究生,当然是件荣耀的事,但也意味着他要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当时住的宿舍是1976年唐山地震时建的木板房,冬冷夏热,蚊子苍蝇到处飞,老鼠满屋窜 ”这一住就是8年.谈到这段艰苦的求学经历,刘嘉麒似乎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显得毫不在意,“对一个人来说,在艰苦环境中成长是有好处的.我当时告诫自己,文革耽误了10年,自己得30岁当20岁过,40岁当30岁活.”

刘嘉麒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以前学的是俄语,但入学后必须学英语,快40岁的他硬是从ABC开始,用最短的时间攻克了英语关,为后来几乎走遍世界,自如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在做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他选择了当时认为很难攻克的年轻的同位素地质年代学为主攻方向,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虚心地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技能,努力改进实验技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用同位素稀释法成功地测出一批高水平年轻的钾氩地质年龄,经受住了国内外同行的检验,直到现在仍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可.

1981年,刘嘉麒以优秀成绩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他又报考了刘东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84年,刘嘉麒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被派到新疆做支边工作,负责建立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实验室.他带着所有能带的资料和工具,独自前往乌鲁木齐,一干就是三年.他一边工作,一边撰写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全靠手画完成了数万字字迹工整的博士学位论文.1986年,他因博士论文及其相关工作“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岩年代学研究”中做出卓越成就,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授予首届侯德封地球化学奖.1990年,他又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万水千山炼智勇“我去过七大洲,四大洋；概括说就两个地方,一个是没人去的地方,一个是很少有人去的地方”.

刘嘉麒是一位地质学家,在他看来,去野外是和吃饭睡觉一样普通的事情.他常说,地质工作离开了野外调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在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离开实践也什么都做不成.为了查明中国新生代火山岩的时空分布特征,他到过全国绝大部分火山分布地区,在大兴安岭,东、西昆仑山和可可西里等地区新发现多处火山和地质现象,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采集了许多宝贵样本.

在野外考察,遇到各种危险是常有的事.有时为了采集到合适的样本,登高山、攀陡崖、涉急流,甚至会遇到生命危险.有一年,刘嘉麒去西昆仑山考察,沿着克里雅河一路上行,在过河谷时,他被上游流下的洪水冲倒在河里,“那条河也就2米多宽,但水流特别急,水很凉,里面还夹着石头,我被急流冲倒在水中,幸亏同行的当地向导反应快,一个箭步冲上来抓住我的衣服,把我从水中捞上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危险的时候,您害怕吗?”听完这段叙述,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顾不上.”刘嘉麒的回答简洁而干脆,“越到危险的时候,越不知道害怕.害怕没用,只能靠智慧、经验和勇气去战胜它.”

1990年秋,中日联合考察队考察可可西里地区,由于原队长高山反应强烈不能进山,刘嘉麒临时受命带领11辆车30余人向青藏高原腹地进发,越过东昆仑、向阳湖,直达可可西里主峰冈扎日脚下,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采集样本,获取了宝贵的资料.

“一天,出发前考察组跟后勤车定好了宿营地点,晚上直接在那会合.可是,晚上到了指定地点,发现带着帐篷和食品的后勤车不见了,大家就傻了,天黑了,漫无边际到哪去找?当时既无移动,也无卫星定位仪,怎么办?”刘嘉麒回忆说,“我找了队里一位能辨识车轮痕迹的司机,带了两辆吉普车,赶回早晨出发的地方（约18公里路）；到了以后,辨别车轮的痕迹,追着车轮的痕迹走.从晚上7点出发,追到次日凌晨3点多,找到了；原来是后勤车走错了路,钻到另一道山沟里,待司机发现走错了路,已不知往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