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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已步入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更为严重的是,期刊评价的结果被异化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这一现象在客观上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加剧了学术生态的恶化.应当倡导科学的评价理念,改变本末倒置的做法,从政策源头上,制定多元化的分类评价标准；引入“代表作”制度,强化定性评价；逐步取消量化考核指标,以文献计量评价为补充,引导“核心期刊”功能的回归.
关 键 词：学术评价期刊评价功能异化代表作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3）01-0084-03
对于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而言,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所谓学术评价,简单说,是指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学术水平的测评、判断与鉴别,是衡量一个学者、一项科研成果、一所学术机构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①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期刊评价,②是指针对期刊影响力和办刊水平所做的量化评价,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手段.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在导向、指引学术发展等方面存在某些共通性,但两者在目标、功能、评价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质的差异,并不能完全混同.当下的问题在于,学术评价中已步入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更为严重的是,期刊评价的结果被异化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这一现象在近年来愈演愈烈,客观上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加剧了学术生态的恶化.倡导学术评价导向的理性回归,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任务.
1学术评价的应然功能及其导向偏差
1.1学术评价的应然功能与目标
学术研究是借助于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创新,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是探索、发现和创新知识的过程.一项优秀的学术成果,必然会在引领思想、揭示科学本质、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所贡献.而学术评价的实质,则是对学术成果的贡献进行综合评定.公正、合理、规范的学术评价体制,在调动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创新竞争意识、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学术研究者,无论何时,参与并接受学术评价都是必要的,合理的评价机制本身就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应然的角度,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应当包含以下要件：
其一,评价主体.由于学术成果生产过程的高度专业性,评价主体必然应当由专业人员（或机构）来充任.因此,对一项学术成果的评价,应当由同一领域具有权威地位或较高学术造诣的同行专家（或机构）,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评价.否则,外行评价内行,或低水平学者评价超出其认知范围的高水平成果,或评价过程中渗入门派之争等主观因素,将导致评价结论出现偏差.
其二,评价方法和内容.学术评价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内容的评价,即基于学术研究对象、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学科本身的逻辑结构等要素,对学术成果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贡献进行的定性评价.另一种是基于形式的评价方法,即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客观描述学术成果的外在特征和学术成果之间的形式联系,如通过对成果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的量化分析进行的计量评价.这两种方法显然有主次之分,基于内容的评价是一种最符合逻辑的评价,而形式化评价本质上是基于内容分析的评价方法的一种工具和补充方法.
其三,评价程序.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不具备自然科学领域可供操作的评价标准（如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带来的技术革新结果等）,评价结论难免会或多或少受到评价主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何最大限度的保证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需要依靠严格的评价程序、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建立评审机构或专家库；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同行专家定性评审辅以文献计量评价等.
1.2学术评价中“量化考核”的泛滥及其危害
学术评价应当是一个针对学术成果水平及贡献的严谨、专业的评判过程.问题在于,在一个盛行“数目字管理”（或曰“量化管理”）的时代,本应严谨规范的学术评价被简单地数字化、形式化、条块化切割了.“学术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或等同于“学术量化考核”――以学术成果数量和所谓“级别”等指标代替了对成果内容的专业化智识评判过程,本末倒置,以形式评价取代了内容评价,以数量要求取代了质量要求.如关于高校学术成果“量化评价”的表征,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在职称评审领域,国内高校普遍规定,评审教授、副教授及至讲师,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方可具有推荐评审的资格.达不到数量要求,即使成果再优秀也很难脱颖而出.而在职称评审过程中,虽然有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机制（如选出代表作送同行专家审、学科组评审会议讨论等）,但往往流于形式,更多的是以所谓的“期刊级别”来代替对内容的实质审查.
其二,在科研管理领域,对教学科研人员同样规定有量化考核指标.其中,对所谓高级别期刊论文进行重奖（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高级别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必然是高水平论文,下文将进行深入探析）,而对完不成任务的,扣发科研津贴、丧失各种评奖评优乃至晋升职务机会.
其三,在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很多高校规定了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其中不乏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完不成任务的,轻则推迟毕业,重则丧失学位.这一规定实际上仍然是重数量和“级别”而忽略对论文质量的实质评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与学术成果产出者自身利益紧密挂钩的量化机制导向下,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学术研究在表象上显现出一派繁荣.然而,这种“学术大跃进”并没有带来学术研究总体水平的提升.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排名世界第4位,但作为衡量论文核心影响力的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1].换言之,量化考核促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还有,量化考核不仅没有带来高质量的学术产出,而且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规律,促生了大量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为完成量化指标而进行的“学术研究”,急功近利成为必然,“十年磨一剑”的艰苦产出过程被“一年磨十剑”的批量生产所代替,动辄上百篇论文、几十本著作、百万字科研成果的“学术泡沫”现象已不足为奇,更有甚者,学术共同体中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2],令本应阳春白雪的学术殿堂斯文扫地.
是谁舞动了“学术量化考核”的旗帜?作为“学术量化考核”的规则制定者,大学的决策者们似乎难辞其咎[3].然而且慢,面对这样的责难,大学管理者和科研管理者有话要说,一个简单的答辩逻辑是：没有对学术的量化要求,没有强制性的学术任务指标,就没有相应数量的学术产出,如此一来,大学在各种排行榜的排名如何保证?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如何生存下去?学校的学术声誉如何维系?一句话,没有学术政绩,何来大学发展?而对大学的发展握有相当话语权的主管当局,也即握有学位点、重点学科及研究基地、院校升格等审批和评估权力的部门,出于操作上的便利,抑或为了实现诸如“学术国际化”等更为崇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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