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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结构复杂、规则多样的社会,被转变为结构简单、规则单一的社会,它的组织原则和运作原则,越来越围绕于“市场—国家”这个轴心.在这个二元对立中,公司和追逐私利的个人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而实行强制性税收和调控的国家,即使变得廉洁和高效,似乎也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性而存在.这种看法几乎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对市场和国家的典型描述,不仅在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实施蓝图,也在逐渐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市场—国家”的二元区分,被展开为一系列对立的属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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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理想化的二元对立,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不如说是在许多简单化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故乡———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社会为例,就会发现“市场—国家”二分法的严重缺陷.
为什么要写市场经济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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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即使在西方发达社会,国家也不是外在于市场的一个角色,而经常是市场的重量级主体,甚至表现为市场的有形之手.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最尖端科技的研发方面、在利润周期长但利润最丰厚的商业领域,通常是直接参与的.以著名的空中客车的研发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为该项目提供无风险的启动贷款150亿美元,并投资了巨额的相关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型号的飞机的研发基金中,政府资助占了75%.上述三国以及西班牙的政府都在“空中客车工业”(AirbusIndustrie,2001年改制为AirbusS.A.S.)公司中持股.[1]美国政府在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也不落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是当时的尖端产业———电子技术研发的最主要资金提供者.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又大量进入到了生物技术的研发中.而这些研发成果,直接转化为私人公司的利润.[2]
另一方面,今天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司,也不再局限于“创造财富”和“效率”的领域,而是被迫或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和非营利领域,也就是涉足“转移财富”和“社会公平”.比如: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及夫人为名义的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在过去6年中为疟疾疫苗研究一共提供了近8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全球疟疾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3]在舆论的压力下,大公司在赚取私人利润的同时,也必须担负社会责任和社区责任,在环保、劳工等方面遵守行为准则.
然而,作为理论模型,“市场—国家”二分法的最大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民”领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社会,就是由原子化的、追逐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孤寂的人群”,而这个模型和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相差万里.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就发现:支撑美国社会的平等自由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社区精神和社团生活.[4]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迫于形势和压力,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并遵从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运动、公共舆论、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总之,一个非营利部门和非营利文化价值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像理想模型中的“经济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不问世事、一心追逐私利,是可笑和愚蠢的.而按照“市场—国家”二分法模型建立起来的只有市场和国家,而缺乏公民社会这第三维度和第三部门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会是畸形的,功能有障碍的.
如果说追逐私利是市场的预设前提,那么,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人性的自私和孤独这一假定上,斯密和霍布斯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并共同提供了“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哲学基础.然而,公民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即人具有社会性,具备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人们有可能构建公共空间,以自愿、说服的方式进行沟通,并推进公益事业.因此,只要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与合作本能,就应该把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建立在更现实、更准确的实证基础之上,承认“公民社会”这一独立的而且重要的维度.
“公民社会”的存在,打破了“市场—国家”的二分法,也打破了教
市场经济相关论文范例
英国社会学理论家吉登斯区分了早期的简单的现代性和晚期的激进的现代性.[5]如果说早期的工业革命只是带来了一种粗暴的工业化、物质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只是构成一种简单的现代性,那么,对效率、理性计算和专家体系的质疑,意味着晚期的、反思的和激进的现代性.公民社会的非功利性、非营利性、反个人原子化并重新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是对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型的批判和扬弃,可以认为,这是市场社会中,“社会”对“市场”的反动,是一种正在实践当中的道德经济.
“道德经济”这个概念是西方历史学家从近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史中总结出来的,它强调社会和社区中被普遍接受的公正观念和公平观念在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基于非功利的、非营利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道德经济”概括了这样一个重要现象:人们是生活在由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所编织成的社区共同体内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全部都由狭隘的经济理性原则来说明.卡尔·坡拉尼描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痛苦诞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经济和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而弱势的农民对匿名的、狭隘计算的市场和商品化力量不断进行抵抗.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用“道德经济”的概念来分析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中的人群,他坚持认为:骚乱中的人群并非是无序的、原子化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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